行走的餐桌

■黎大杰（南充）

那张用了25年的八仙饭桌放在母亲房间已有15个年头了。饭桌每一方可坐2人，一桌可坐8人，因此我们叫它八仙桌。每当看见它，我就会想起小时在乡村过的苦日子。

把碗里可见的几颗大米刨到碗边，留到最后喝着吃，先夹一根红苕塞进嘴里，再挑一颗咸菜混合着嚼，哔哔剥剥的清脆响声、泡咸菜的浓郁酸香腐味在老远的村东头都能听见、闻见，那些难以下咽的饭菜就这样哄进了我们饥饿的小胃里。把好东西留到最后吃，我把这种吃法叫做先苦后甜。这样的情景总在我脑海中反复出现。

我家是单家独户，父亲端着饭碗蹲在阶沿边，默默地吃；母亲坐在门槛上，边吃饭边吆喝围在身边欢叫的鸡狗猪；而我则一端上碗就往地坝下的福生娃家，他家咸菜比我家泡的香甜，我们时常交换着咸菜和红苕吃。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亲曾愁云满布的脸显然红润多了，地里玉米已经挂红须了，看长势，定是一个丰收年。母亲笑靥如花，鸡鸭鹅猪就如她孩子一般，身子噌噌地往壮里长，房前屋后的竹子也长成林可砍伐了，换回油盐钱看来没问题。坡上草皮都让铲去积肥了，满岭满坡都红着，若父亲的脸，红中透着黑亮。

“吃完饭去尖尖山割草喂牛。”母亲边吃饭边这样吩咐我，无容置疑。尖尖山离家有点远，也只有那个地方才有点草可以割。学校放暑假了，我的任务是上山割草。后山上、田埂边、地坎上的柏树还小，父亲说，等到我讨媳妇时，就可用来打家具了，一说到娶媳妇，我就脸红。

母亲催促父亲多次，要他空闲一点打一张饭桌，说一家人吃个饭都是散着的，没个家的样子。父亲的沉默就是答应，吃完饭去后山坡上石料窠里取一块石板，凿修成四四方方光滑的桌面，又去坡上砍了两根手臂粗的小柏树，裁成两截，每两根俩俩交叉连接，做成可以收合的桌子脚。这是我家第一张饭桌，就放在堂屋正中。这种可以拆卸的石桌子方便，想移动到什么地方安放，就可移到什么地方。

石饭桌做好后，父亲不再准许我们端起饭满院子跑了。

那一年，父亲因病去世，他连种在地里的玉米都没尝到鲜。后来这个家由母亲一个人操持。而最令我们高兴的是，每逢村里有喜事，我们小孩子是去不成的，但母亲会在吃席过程中，悄悄夹几片肥肉放在上衣口袋带回家，看着她从衣袋中变戏法似的掏出肉来，我们的口水流了好长好长。母亲将那几片肉摊在石桌子上，分成几份，我们几姊妹就各自抓上自己的那份，一点一点地舔着吃。

1989年我参工了，由于寝室只有8平方米，放一张床就满了，饭桌是放不下的，吃饭仍然是端着吃。5年后，我才分到一间像样的寝室，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添置一张方桌，那是我第一次拥有木制八仙饭桌。此时我已结婚，母亲也接来与我们同住了，我们一家人吃饭都在这张木饭桌上。

2000年，我调进城搬家时，我幺妹提出要我把那张方桌送她，我没肯，直接带进了城，摆放在母亲房间。家装时，我购回一张大理石餐桌放饭厅，那张八仙饭桌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母亲仍然舍不得扔掉，而改为放电视机的桌子了。

去年，我家重新装修时，几个装修工人也劝我扔掉，最终我还是没扔。这张从乡村走进城市的饭桌，与饭厅里的那张厚重、体面、豪华、气派、亮堂的大理石餐桌相比，是非常的老旧和落后了，但它作为历史的见证，于我，是最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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