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追忆人民的好记者甘远志

●唐炳超

2004年9月4日，远志因心脏病突发倒在了采访第一线，年仅39岁。2009年建国60周年前夕，远志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他的生命犹如这块土地上永开不败的鲜花一样怒放。十四年来，在海南灿烂的阳光里和融融的月光中，远志的影子数次撞进我的脑海，把我拉进与他相识相知的那些岁月。往事如烟，皆成痕迹，唯有最后与之相联的几件事永远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

最后一次见面

大约是在2004年6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中午，我独自在家看电视，电话铃声响起来。打电话的是新华社海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辑金敏，他告诉我说：“甘远志生病住院了，而且险些出现生命危险。”

我不以为然，说：“怎么可能，前几天还约我打球。他是想趁此机会躲在医院写东西吧！”我刚刚看过一篇有关贾平凹的文章，生病住院之后，因祸得福，在获得平静如洗涤的心态中写出了《怀念狼》。

金总说得很认真，并约好下午去医院看看。

下午三时左右，我去机场路选购了一只盛满“郁金香”的心形花篮。这时金总的车子也到了，同来的还有《新世纪周刊》编辑部的总编辑、著名作家杜光辉，他也是远志的老同事老朋友。于是，我们三人一道去了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科重症监护室。

第一眼看见他吓了我一跳，平时黑里透红的脸庞变得惨白，两眼凹陷，眼光中透出一股有气无力的忧虑。

我确实被怔住了，站在他的病床前一时说不出话来。金总和杜光辉慢慢走去他的床沿坐下来：“听说你病了，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来看看你。”

躺在床上的远志想坐起来被杜光辉按住了，他半躺在床上看着我们，然后长出一口气：“哥子，为这次采访我准备了三个月呀……”

我一时没听懂他这句话的意思，金总则在一旁安慰他说：“是的是的，我知道很重要，但身体也重要，有了身体才能干事，现在你最重要的就是养好身体。”

远志又说：“这次会议省领导很重视，报社特别安排我去，现在会都开了，我却躺在这里，心里不是滋味……”

说到这里他的喉咙有点发硬，眼眶湿润。十年来，我是第一次看见远志的另一面，无助、伤感甚至有些悲情。

后来，从他们断断续续的对话中我才了解到远志生病的过程：2004年5月下旬，远志原定随省政府代表团参加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的新闻报道，由于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身体被拖垮了，到5月30日临上飞机前，才在妻子小王的软磨硬拖之下去省人民医院检查，结果为冠心病、心血管痉挛引发的急性心肌梗塞，必须立即住院，进行72小时监护。

小王说，远志听说住院就哭了，说什么也要走，几乎是发疯地叫起来：“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不能住院！”

尽管如此，尽管我已耳闻目睹，我依然似信非信，依然无法把“生命危险”这几个字与他联系在一起。临走时，为了使气氛轻松一点，我故意用家乡话对他说：“快点出来，这里有啥好待的，打两场球就好了！”

离开医院，我们在车上沉默良久，大家都为远志在生死边缘仍执著于新闻事业的精神所感染。车至南大桥，杜光辉说：我了解远志，干起工作来就是一个“拼命三郎”，他那种拼劲确实令人钦佩！

又是好一阵无语地感慨，而我却想起了与远志第一次见面时说的一些话，言犹在耳。

第一次与远志见面大约在十年前———1994年10月，炽热的海南的秋季已开始逐有凉意。

大约中午一点钟的时候，我接到了远志打来的电话，他说：“唐哥子，我是甘远志，我在海南，我想见见你。”

我是1992年到海南的，算起来比他大十岁，他叫我唐哥子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们又都是四川南充的老乡，虽然从未谋过面，但我有四位中国新闻学院的同学是他在《南充日报》的同事。对他我就熟悉了，当时他在《南充日报》就是大红人，每天报纸头版都少不了他的大名。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89年华蓥山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他以日记体采写的连续报道，图文并茂，情深意长，在社会上反响极大。甘远志的名字和他的文章一样自此留在了我的心里。

中午两点，他如期而至，敦实、厚道、本色和略带忧郁的神情里包裹着坚定和执著，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还有他的笑声让我印象深刻：通透，爽朗，纯粹的有些无所顾忌。

那天下午，我俩谈兴很高，直到下午5时，我请他吃晚饭。我记得我和他一起去了当时在海口有些名气的“楚乐宫”里的一家川菜馆，要了三份典型的家乡菜：夫妻肺片、水煮肉片、回锅肉，外加一瓶“泸州老窖”。

他说他不胜酒力，喝酒时也浅尝辄止。我开始不信，可是看见他一小杯还没抿完，脸就变成绯红，这证明他说的实话，也没多劝他。但毕竟是初来乍到，毕竟是在“天涯海角”，毕竟有一种对大特区神秘感的敬畏。浓郁的家乡菜味逐渐勾起我们同样浓郁的乡愁，喝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变得有些豪气，还频频向我敬酒。三巡之后，我们都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而走时，我已酩酊，他也朦胧。

我们一起走出酒店，要了一辆“的士”，来到海甸岛的一块草地上。坐下后，我就倒地呼呼大睡。大约半小时醒来，我看见他正抽着烟，眼光凝望着对面霓虹璀璨的街道。

夜幕降临,最后一抹晚霞依依不舍地残留在西边的天际，孤独地成为万家灯火中一张模糊的背景。一阵很野的风吹来，从远处麦克风里传来的歌声时远时近。

见我醒来，他顺手给我递了一支烟。迷蒙中，我问他来海南打算干什么。他说：“已经安排好了，在《新世纪周刊》当编辑。”他吸了一口烟后接着又说：“我是学中文的，干其他不行，命中注定我就是一个跑新闻的料。”

那是一句脱口而出的自言自语，在大特区阑珊的夜色里轻轻滑过，未留下任何痕迹。

最后一次通话

大约一个多月后，也就是2004年7月初，我接到了远志给我的电话：“哈哈哈———”话未开口，笑声先至，那笑声依然纯粹的无所顾忌。

“唐哥子，我出来啦！”话语掷地有声，与一个多月前判若两人。又是原来那个甘远志了。

“没问题吧”我关切地问。

“啥事没有，球照打，歌照唱。”

远志爱打篮球我是知道的，前几年，凡是老乡在一起团聚，有好几次他都姗姗来迟，一桌子菜凉了大半就等他一个人，吃到中途才见他披着一身运动衫汗流浃背地赶来，来后就兴致勃勃谈论球场搏斗和得分情况，弄得大家兴趣全无。他喜欢唱歌我原来不知道，2002年中秋，我请几个老乡在“谭鱼头”吃了饭，他又去“好百年”找了一个包厢唱歌。那晚他兴致很高，连着唱了好几首，特别是他最后唱的那首《晚秋》，音准到位而且很投入。当时我还开他的玩笑：看不出你还侠骨柔肠的。

“没饭吃了，才打电话给哥子。”他继续说。

“没饭吃了”是我和他之间的特殊用语。2000年至2002年，我在新华社海南分社主办的《海南内参》担任记者部主任，与他在业务上有一些联系。他说的“没饭吃了”就是没有新闻素材了。

我说：“你现在大红人一个，请你吃饭比登天还难，说啥子空话哟。”我顺水推舟。

他又大笑，说：“是的，是的，你知道的，我说没饭吃了就是没稿子写了，有素材没有给提供一点呀？”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他真的是把新闻当“饭”吃了。

我确实有好几次请他吃饭，他都以工作忙、压力大推托过去了，因此，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和他联系。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远志从《新世纪周刊》调到《海南日报》当记者后，简直是拼命了，几乎每天都要发一篇稿子，那种工作效率可想而知。

2002年下半年，我与他报社的记者蔡葩有过工作联系，蔡葩谈起他时很感慨：“我知道，我知道，他和我同龄，最近都在评职称，虽然还没见过面，但在网上和电话里都有联系。他还帮我出主意。我们本身就是竞争对手，他还那么帮助我，可见他的人品。”蔡葩也和我约定，一定找个机会和他“聚一聚”。

这件事我一直放在心上，可每次安排好给他打电话，他依然是那句老话回敬我：“哥子，不好意思，真的很忙。”然后就报出一串的采访地点和采访题目。

时值八月下旬，我突然接到远志的电话，他告诉我，近段时间里里外外都很忙，关于“聚一聚”的事，等这几天忙过了，就有时间了。他说：“儿子放假来了，父母也来了，家里人和事都很多，可马上又要去东方采访，只有回来后再联系了。”这是远志和我最后一次通话中说的最后一句话。一切如平常。

一周后传来他的噩耗，他倒在了那块他挚爱的土地上，再没回来。

1994年，远志来海南不久就很快融入了这里的生活。那几年我们来往密切的有三家人，都是从四川南充来的。我们两家，还有已经担任了《海南特区报》副总编的陈宏。陈宏先于两年到海南，原来也是《南充日报》的记者，曾和远志是同事。

那时的海南特区到处弥漫着金钱的气味，一夜暴富屡见不鲜，浮华和喧嚣足以使每个追随者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可在我眼中的远志却从没为此心动过。在我的记忆里，远志永远穿着的是除了运动衫之外，就是一件半新旧的白色条纹的短袖衬衫，去什么地方都是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曾有几年时间他的住处搬到了椰林路，每天上下班都得穿城而过。不管烈日炎炎还是狂风暴雨，他都乐此不疲。

事隔两年，我们三家人之间的现状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在单位承包了一个项目，很忙但收入又要好一些，而陈宏已离开《海南特区报》去一家公司当了副总。从陈宏的口中得知，近年来，远志撰写的一系列专稿在海南颇受好评，几家大公司都想“挖”他去当副总，他均借故推辞。当时，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影响和海南经济步入低谷，《新世纪周刊》的发行量骤减，发展前景堪忧。尽管如此，远志依然原地不动，我为此也曾几次打电话委婉地和他聊过，他除了笑，就是搪塞，敷衍而过。

一天下午，我接到远志的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单位给他分了房子，要我和陈宏去看看。下午三时，我和陈宏就去了。房子是原和《新世纪周刊》合作的公司留下的一座旧房，房间里真算是家徒四壁了，除了一张木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木椅之外几乎别无他物。可远志却显得格外兴奋，格外知足。为了庆贺一下乔迁新禧，远志破例在沿江五西路街边一家四川小饭馆里请我们吃饭。

在我的记忆里，那是远志第一次请客，几瓶啤酒、几碟家乡菜。那天大家兴致很好，陈宏和我都想趁此机会劝劝他，可无论我们如何苦口婆心，远志似乎都充耳不闻。喝了两杯啤酒后，就一如既往地高谈阔论，最近又去北京采访了谁谁谁；争论不休的农村改革到底应该如何走；城市体制改革又有什么新动向等等。待我们再次把话题转到他的事情上时，他站起来，端起酒杯笑着敬大家，然后说了一句我至今都没忘记的话：“钱嘛纸嘛，酒嘛水嘛！”

这句话是我第一次从远志的口中听见的，后来它多次成为我在酒场上应对的托词。再后来我慢慢品味着远志留下的这句话，里面埋藏着的深刻哲理让我受益不尽。

最后的感念

得知远志去世的消息，是在海口去三亚的路上。2004年9月4日，我和单位的同事陪同一位北京的客人去三亚考察，中午一点左右，车行至田独，手机铃声响起来，打电话的朋友急促地告诉我：“甘远志出事了。”我说：“出什么事了？”他说：“在东方市采访时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已经走了。”

犹如晴天霹雳，我不敢相信。从三亚回来的当天晚上，我还是下意识地最先拨了那个记在我记事本首页上 的 远 志 的 电 话 号 码 ：13876XXXX98。自不待言，电话已无回音。我又拨了小王的电话，电话关机。拨通陈宏的电话后，陈宏说正在岛外出差，并说马上要赶回来。最后我又拨通陈宏妻子杨丽的电话，杨丽告诉我，小王已哭昏了几次，她陪小王已住在另外的地方，然后她把电话交给了小王。

电话里顿时传来一阵又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

远志第一次向我提到小王大约是1995年上半年。一天下午他来电话说要过来找我有点事。来办公室后他给我递了一支白色盒装的“红梅烟”，然后说：“哥子，要求你帮个忙了。”

我说：“什么事？”

他说：“老婆子要过来，一时找不到地方，帮忙在你手下找个活路做。”“活路”四川话的意思就是工作。

我说：“老婆子是谁啊？”

他说：“小王，《南充日报》记者，我原单位的同事。”没等我反应过来，他接着说：“我俩结婚两年了，现在两头扯起，他不放心我在海南，愿意丢下铁饭碗来海南自谋生路。”

为小王找“活路”的事未能如愿，因为当时单位领导刚刚调整，而我也仅是一个部门负责人，没有人事权。

这件事我一直对远志心存愧疚，我也认为远志会为此而“怄气”，这是理之常情。可是没过多久，那个熟悉的笑声又从电话里传来，远志告诉我，小王安排了工作，和他一起在《新世纪周刊》当编辑。远志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像任何事也没发生一样。

对于远志的包容和大度我确实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心生感动。

令我更为感动的事还在后面。

1997年6月，我78岁的老父亲身患重病，接到七弟的电话后我号啕大哭。第二天我就向单位请长假回去伺候我没有尽到多少孝心的父亲。大约三个月时间，父亲病故，我又重回海南。

由于上一年一大笔承包奖金没有如数兑现，我与单位分管领导产生了隔阂。回到海南后我一直没去单位报到，极其郁闷的心情驱使另外一种想法蠢蠢欲动，那就是尝试一次真正的“下海”。恰在这时，省财政厅的一位朋友极力推荐我去一家叫“大管家”的电脑公司主管营销，我欣然应允。

可我很快发现我不是那块“料”，无休无止地找关系，无休无止地应酬，无休无止地请客送礼，一个月时间不到，我就身心俱疲，辞职回家。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为低谷的时候，接二连三的打击，自信心荡然无存，最后几乎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出于虚荣心，一回到海南，我就换了BB机，再也没有与远志联系过。

大约在1998年2月左右的一天中午，我正在海府路街边的象棋摊上与人搏杀得你死我活，BB机响了。我把电话回过去，话筒里又传来远志那熟悉的笑声：“哥子，怎么了，好久没有消息，失踪了？”

他告诉我他从陈宏那里知道了我的一些现状，并说要请我吃饭。当天晚上，在滨海大道一家新开的名叫“菌王”的酒店里，远志特意安排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邀请的还是我们原来的三家人。在饭桌上他一个劲地鼓励我：“论我哥子的本事，哪有过不去的关，我们大家一起为你想办法。”

事隔三天后，他就来电话告诉我：他打听到有一家大公司正在招人，驻各省的营销代表，他正在想办法；隔了两天之后他又来电话说：他和那家公司的老总不很熟，但他有一个朋友熟，他正在为我“活动”；一周后，他来电话告诉我说：成了哥子，老总点头了。并说，老总听了他的推荐后，同意并叫我直接去万宁市所属的“月亮湾”度假村参加上岗培训。

我去“月亮湾”度假村参加了两个月的上岗培训。那是一个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海南岛的春天，椰风海韵、蓝天白云与远志的为友之谊交织在一起，成为珍藏在我人生记忆中最美的一幅图画。是的，仅仅相隔三年时间，同一件事发生在我与他的身上，我以薄待他，而他却以厚还我。尽管后来由于诸多因素我没留在那个公司，可面对拥有这种情怀的远志，我感念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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