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维权讨薪十年之变

杜伟（右一）正在为农民工提供维权讨薪咨询。

发钱啦！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刘鑫 文/图

每年岁末年初，农民工维权讨薪的事件总会准时上演，并且牵动着社会公众，以及多方部门的视线。今年年初，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要求全国3600万建筑业农民工将被纳入工伤保险；紧接着，全省范围内的人社、住建、工会等多个部门，又一次联手检查农民工欠薪……

其实，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农历春节的到来不仅有着“买票回家过年”的欣喜，更有几分“维权难、要工钱更难”的无奈。作为一名从2005年初就开始战斗在农民工讨薪一线的“亲历者”，省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公益律师杜伟，用十年的时间走近农民工，而他见证过的农民工讨薪故事，更是演绎着农民工维权讨薪的点滴变化。

【故事一】

那些年，曾经遭遇过的诸多无奈

案件：2007年，7名农民工被成都一家公司欠薪30多万元的案子，办了整整7年，案宗堆起来有半米多高。感概：早些年的农民工讨薪案，总是面临缺乏证据，立案难、跨度长，以及打赢了也不能马上拿到钱等情况。

1月16日，记者好不容易才和杜伟碰上面，原因是“年底了，最近几乎每周都会有三四件农民工讨薪的案子。”刚刚从乐山赶回办公室的杜伟，一见到记者先是来个道歉，“下午5点钟，还要去金牛区法院送材料，时间太紧张了。”

了解记者的来意后，杜伟直接说道：“这样，我给你讲3个实在的农民工讨薪案子，你就明白给农民工讨薪有多难，其中的变化又在哪儿了。”

杜伟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007年。那一年他才入行不到两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正是锐气十足，目标是做‘农民工维权代言人\’”的一年。

2007年4月，意气风发的杜伟接到了当上公益律师以来最大的一个案子：来自南部县、乐至县的梁略、赵书军、李宏等7名农民工，在成都打工后被公司欠薪30多万元的讨薪案。

“一拿到案子，该干啥子，我心里清楚得很。一是调查情况，二是保留证据……但是真正当我和农民工见了面，了解完情况后，我觉得很无奈。”放下茶杯的杜伟，脸色凝重了起来。

还没接着说，他先反问道，“你先猜猜这件欠薪量只有30多万元的案子，前前后后办了多久？”看着记者疑惑的神情，他无奈地伸出右手比划了个“七”，说道：“整整7年，李宏的娃娃都从出生到上小学了，案宗堆起来有半米多高！一直到2014年12月初，梁略、赵书军、李宏他们7个农民工才拿到完整的工钱。”

经过杜伟的讲述，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2007年4月，来自南部县、乐至县的赵书军、李宏等7名农民工，在成都某建筑公司打工，一直没有签订相关的用工协议，也长期被拖欠工钱，到2007年底已被欠薪30余万元。无奈的他们，找到了还是“新人”的杜伟。锐气十足的杜伟，自然是“拍着胸脯”保证。可由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们7人与公司存在用工行为，以及当年社会对农民工讨薪事件的关注度不高，立案就经历了7次。随后，更让杜伟抓狂的是审判阶段，不停地申诉、上诉，时间从2007年一直来到了2013年2月，从成华区法院一路打到了成都市中院。杜伟回忆说：“最恼火地是2013年前后，法院一直判我方胜诉，可对方代表律师却非要上诉。说白了，就是个‘拖\’，就看农民工耗不耗得起。”

而最终的执行阶段，从2013年4月一直执行到2014年12月，更让杜伟气不打一处来的是，“我至今也忘不了拿着法院强制执行通知书后，我找到被告方公司负责人他那种‘无所谓\’的神情，‘他们只是农民工而已，你这样扭到干嘛\’。”

“那些年，成都这边农民工讨薪的案子总体来说并不算多，但总是面临缺乏证据，立案难、跨度长，以及打赢了也不能马上拿到钱等情况。”杜伟说。

【故事二】 讨薪战，心理和生理的双重考验

案件：2009年，64位农民工被成都某建筑工地欠薪117万元，该案件于2011年审理完毕，农民工拿回所有工钱。感概：国家有了规定，有关部门在关注，舆论声势大，违法分包公司想耍赖都不行。

平复了一下情绪，杜伟向记者讲了他的第二个维权讨薪故事，也是最让他觉得自豪的一个故事。

2009年，来自资阳、内江、双流等地的李昌文和64位农民工，在成都某建筑工地打工，被欠薪117万元。随后，该案件于2011年审理完毕，64位农民工拿到了属于自己的117万元工钱，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 “2009年四川农民工欠薪第一案”完结。

提起自己办理的这件案子，杜伟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而更让他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有关部门终于开始大力重视农民工讨薪事件。”

杜伟介绍说，李昌文等64位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虽然也没有签订相关用工协议，但他们所在的建筑项目却存在着明显的违法分包行为，同时农民工们还有分包公司出具的工资欠条。“这一下就有两项证据，一是违法分包，二是工资欠条，立案不难了。”至于为什么该案会被社会舆论称为“2009年四川农民工欠薪第一案”？杜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因为64位农民工中，有几个人去爬了塔吊，还有的去政府门口聚集静坐，最后被公安机关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拘留了。这一下子就引起了社会关注，而且猛地刺激到了有关部门。”

或多或少受农民工这种“讨薪形式”的影响，工会系统率先站了出来。“可工会没有具体的执法权。”杜伟无奈地说，“不过，有政府部门站出来说话，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由此，该案件从农民工爬塔吊、静坐的生理战，开始转向与违法分包公司之间的心理战。同时，针对建筑行业领域存在的违法分包、转包等情况，住建部门专门出台的各项政策，也极大地帮助了杜伟的维权工作。

“国家有规定，有关部门在关注，舆论一边倒，违法分包公司想耍赖都不行。”杜伟乐呵呵地告诉记者，“2011年最后一次开庭的时候，对方律师还是不依不饶地列举各种证据，还想逃脱惩罚。可法官却拿着文件和我们提供的证据，将其一一驳回，把我想说的话都给说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故事三】

找律师，农民工最后的“救命稻草”

案件：2012年万源农民工陈志良被包工头欠薪2万元，多方求助无果后，他找到了援助站寻求法律援助，并最终讨回工钱。感概：社会在变化，时代在进步，法律并非“高不可攀”，关键是要懂得去用。

讲述完前面的两个故事，杜伟停了停，看了下表，接着介绍道：“实话实说，从成都地区我们援助站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农民工被欠薪的案子数量是呈下滑趋势的，而且农民工被欠薪数量超100人以上的案子，这几年也是越来越少。同时，通过实际案例可以看出，本身法律意识就相对单薄的农民工，往往把找律师讨薪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说到这里，杜伟讲起了第三个故事。

2012年，万源农民工陈志良来到成都打工，做装修涂料工作，被包工头打了欠条后欠薪，数目也不多，不到2万元，可包工头总是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陈志良找到包工头所在的公司，公司方说是包工头的个人行为，不管；找工会，劳动监察大队，包工头死活不见，耍赖……2014年初，万般无奈之下，他才找到了援助站寻求法律援助。

说到此，杜伟补充介绍说，综合我们援助站这两三年来的统计数据来看，农民工维权讨薪案件的胜诉率非常高，一般都在90%以上。但尽管如此，大多部分农民工都是在找了信访、工会、劳动监察等相关部门未果后才来诉诸法律，“这就是我目前面临的尴尬”。

以陈志良的案子来说，由于2014年1月才立案，包工头已经跑了，找不到人，讨薪方向就由包工头个人转向了其所在公司集体，难度变大了。

但值得庆幸地是，由于相关部门对农民工讨薪的重视程度逐年增大，法院又开通了农民工维权的绿色通道，在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可以不经劳动仲裁，直接到法院起诉”，时间极大地缩短了。2014年3月，短短3个月，公司方在法院出面调解下，很快与陈志良达到协议，一次性支付了其全额工钱。

“现在社会舆论也好，相关部门也罢，都对农民工维权相当重视，整个氛围也偏向于农民工群体，只要证据确凿，事实清晰，很快就能拿到工钱。但农民工往往把法律援助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却错过了最佳的维权节点，甚至于像陈志良一样，连当事人都找不到。”

三个故事讲完，杜伟也准备再次出发为更多的农民工维权讨薪，临走前他还特别向记者强调，希望能通过你们媒体的声音，告诉更多的农民工：“社会在变化，时代在进步，法律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关键是要懂得去用。”

◎记者手记

结识杜伟已有点儿年头了，从他身上既能看出从热血青年到专业律师的脱变，也能看出农民工维权讨薪近十年来的变化：从“拖”字诀背后那冗长的维权过程，到爬塔吊、静坐，这些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考验，再到现如今的绿色通道，迅速办理执行……如今，农民工讨薪维权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了。

那问题的症结又在哪儿？说白了还是用工环境和执行力的问题。虽然有《劳动合同法》保障，但在实际用工中，签订合同的农民工又有多少？杜伟曾经有过统计，经他手办理的维权讨薪案件，农民工签订了直接用工合同的不足两成；其次是执行力，即便赢了官司也不一定能拿到钱的情况，现在依旧存在而且尤其突出。

因此，切实普及《劳动合同法》中对农民工用工保障的规定，以及逗硬处罚“老赖”才是解决农民工维权讨薪的出路。用杜伟的话来说就是：“有法得依，依法就得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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