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前的成都,在舒缓、沉着的节奏中积淀出独特的城市风貌与人文特征;而西风渐进、民智初开,又为古城带来几波新潮、许多洋盘。从本周开始刊出的“百年风华”系列,将为读者展开清末、民国成都城市生活画卷——古典与时尚、繁华与动荡交织的古城风情。
四川巡抚重建成都
明末时,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以明蜀王府为皇宫。顺治三年(1646年),清肃王自陕甘入川,张献忠无奈之中只得放弃成都。撤离成都时,张献忠的大西军纵火毁城,宫室庐舍、亭台楼阁、城垣垛堞,全都陷入熊熊火海,这场大火将成都烧了个一干二净,明蜀王府更是灰飞烟灭。
待尘埃落定,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来到成都。此时的成都,城鲜完郭,草木充塞,麋鹿纵横,荒无人烟。“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麻桑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艳滪囊》卷四)。巡抚大人走遍“全城”,不过看到数十户居民。张德地眉头紧锁,重建成都的艰巨或许超出他的想象。
张德地到成都之前,四川省治曾暂迁保宁府(今阆中),顺治十六年(1659年)迁回成都。康熙初年,张德地开始重建成都了,首先恢复的就是大城城垣。修建经费是由张德地和布政使、按察使、成都知府、成都知县、华阳知县捐资的。
大规模的修建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这次大修由官拨经费,动员全川军民,由各府、州、县分段包工,对砖样、土质、形制作了统一规定。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四川总督福康安又奏请发帑银60万两彻底重修成都大城,城垣周围四千一百二十二丈六尺,计有二十二里八分,垛口八千一百二十二,砖高八十一层,压脚石条三层,砖上刻有当时州县及督工人员姓名。四门城楼顶高五丈,东博济,西江源,南浣溪,北涵泽。大城完工后,外观堂皇壮丽,为西南之冠,颇有京师之风。
在修建大城的同时,满城、地方官署、贡院、大小街坊也陆续恢复重建。在明代旧基上,成都城垣街坊的城市格局形成了。福康安之后的继任总督李世杰在街坊完工后,下令在内外城隅遍植芙蓉,间以桃柳。成都恢复了芙蓉满城、绿树成荫、通衢广宇的名都风貌。此后直到清末,成都未再大修。
成都、华阳同治省城,辖区范围以喇嘛庙、暑袜街绕丁字街为界,市区西、北部分,城外郊区属成都县,幅员四十里。市区东南部分和城外郊区属华阳县,幅员八十里。到了1928年,成都、华阳两县城区部分合并为成都市,两县只辖乡区。
到20世纪初,成都市区大致分为少城、成都县、华阳县三部分。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四川巡抚按照清廷的谕令,在大城西垣内新筑一城,驻防八旗官兵,称为满城,后来成都人习惯称之为少城。满城以东城根街为界,与市区分隔,城垣周长四里五分,高一丈三尺八寸,设城门五处。满城按八旗编制,每旗官街一条,每官街一条内,又分披甲兵丁小胡同三条,共有八旗官街八条,兵丁胡同三十三条。
满城由成都将军管辖,最盛时居民有三万余人。辛亥革命后,1913年,四川地方政府下令拆除城垣,满城与大城合二为一。
城垣拆除后,人们可以随意走进这清静之处了。大城这边,全是房屋、店铺、石板街,街上全是人。满城却极清静,到处是参天大树和密密层层的灌木,满眼皆绿,鸟语花香。绿荫之中,有条很宽的土道,两侧是矮矮的黄土墙,里面花枝掩映着几间屋子。金河缓缓地流着,往草地上一躺,流水声,树叶簌簌声,鸟语蝉鸣,一齐涌进耳朵,极富野趣。
到了民国时,少城有了些学校,四川大学、成都大学有好些教授都在此住家。
皇城的王气随风而逝
成都的中心是皇城。皇城在大城的中心,原是明蜀王府旧址。在成都住过的人,会发现成都颇似北京。明蜀王府这里,当然就如故宫了。清初成都重建时,将明蜀王府改为贡院,是当时市政建设的大手笔。贡院四周筑城墙,城南开三门,正门居中,旁门居左右。城东为东华门,城西为西华门,城北为后子门。城南敞地俗称皇城坝,左右石狮分立,更南建大石牌坊一座,上刻“为国求贤”四个大字。内城俗称“皇城”,清代四川举行乡试,皇城便是考场。
在清代四川,举行乡试时,皓首穷经的学子们便在那些拥挤局促的号棚内接受命运的考验。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就地在贡院内创办了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工业学堂、蚕桑传习所、陶瓷讲习所等新式学堂。
贡院正门之北为龙门,分三进,乡试时主考、监临、提调分三道点名于此。门北是明远楼,楼北为致公堂,这是一座气势雄伟的大殿。堂前有石柱牌坊,有“旁求俊义”匾额。致公堂前为广场,有东西号舍上万个。号舍和明远楼、致公堂、清白堂、衡文堂、眷录官厅等组成的贡院建筑群,房舍达13935间,气势恢弘。赶考的童生们在孔庙举行仪式后,便被关进考棚的号舍里,几天几夜,埋头作文。能来贡院参加由学道主考、应院试的童生,无不“身经百战”,在这之前经历了由县、府官命题考试的县试、府试,才有进入贡院考棚的资格。有的应试者,已须发皓然,也称之为童生。
光宣新政中,成都兴起办学热潮。贡院之内,有了师范学堂和各种实业学堂:法政学堂、陶瓷讲习所、蚕桑传习所。清代宝川局铸钱时所弃的炉炭余烬在贡院内堆积如山,被成都人称之为煤山。
有明蜀王府在前,皇城无论怎样变化,它是成都政治中心的地位都少有改变。辛亥年(1911年),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民国元年又改为四川都督府,都设在皇城中,所有学校,悉数迁走。民国五年(1916年),护国军兴,蔡锷由云南起义,率军入川后任四川督军兼省长,督军署仍在皇城。蔡锷在日本去世后,滇系的罗佩金任督军,黔系的戴戡任省长,罗、戴先后与川军的刘存厚激战。作为政治中心的皇城,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每一次军阀混战,皇城都成为战场,皇城四周多遭焚毁。
成都人苦于战祸,干脆拆掉皇城城墙,只留下前后城门。皇城内官署迁走,皇城成了学校区。1932年,军阀割据的防区时代,驻防成都的刘文辉、田颂尧又演了一出激烈的巷战。皇域内的煤山成为制高点,殊死的争夺,将皇城置于战火之中。贡院内的川大只得让师生们提前放假,以避战祸。战后的成都人痛定思痛,以为无此山便永无战祸,决定铲除煤山。市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阻止军阀的纷争,所能做的,也仅此而已了。专门成立的“铲高委员会”将后子门城砖和基石拆来卖掉,作为铲山费用。皇城一景的后子门从此消失。
皇城果真不再是战场了。它从成都的政治中心的地位,沦落为抗战后的贫民窟、扯谎坝。皇城废墟的空地上,居然有人开垦出一片菜地,一派田园景色。皇城的“王气”,终于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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