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上海光影繁荣

□新时报记者 江丹

早期中国电影人，前排左起：史东山、蔡楚生、孙瑜，后排：周克渔光曲蔡楚生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进行。佳片汇聚，明星云集，尽显电影的蓬勃发展。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便被称为“东方好莱坞”，光影繁荣。那时候，鲁迅正在上海生活，看电影是他唯一的娱乐。

电影在中国的第一站

电影来到中国的第一站，是上海。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又一村，在一场游艺活动中，放映了两场“西洋影戏”，穿插在戏法、火焰和文虎等杂耍节目的间隙。

这是电影在中国的第一次放映，不到一年前，它刚刚在法国诞生，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一家咖啡馆的地下室里，向公众展示了他们拍摄制作的10部影片，包括《工厂大门》《火车进站》《水浇园丁》等。至于那天在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些什么，大概已经无从得知。

在彼时的中国，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会像上海这样，愿意热情地拥抱电影。在静态的幕布上，流淌着动态的人和事。上海人没有因为害怕而排斥这种新生事物，反而将其视为“摩登”的一种，为之痴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人。在他们眼里，这里是一片乐土，也是遍地财富的冒险之地。生活在这里的人，摆脱了旧有土地上的一切束缚，追逐着发生在上海的所有新鲜，并从中寻找生存机会。从那个时候起，上海就是中国最开放、最先锋的城市之一。

电影的种子落到上海，很快生根发芽。西班牙商人雷玛斯从电影放映中发现商机，通过售票放映积累资金。几年之后，雷玛斯建起上海第一座电影院，它被称为“虹口大戏院”，可以容纳250人。这或许能够意味着电影正式进入上海人的公共生活，去看电影，就像去看戏剧或者杂耍一样。

尽管法国人拍摄制作了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但是最先将电影产业化的却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正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困，而远隔大洋的美国却有充足的空间和经济催生电影的发展。所以，最早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影片大多来自美国，而不是法国。上海的电影院里播放最多的影片，也是如此，据资料介绍，那时候最卖座的电影是卓别林的喜剧和惊险悬疑的侦探片。

被称为“东方好莱坞”

在责任与资本的驱动之下，中国人也开始扛起摄影机，拍摄自己的电影。电影制作公司一家接着一家冒了出来，带动了上海电影的第一波繁荣。据复旦大学郑健健的博士学位论文《新华影业公司研究（1934—1942）》，进入1930年代，上海已经被称为“东方好莱坞”，仅1932年至1937年，便有近30家电影公司在上海成立。

“制片公司之纫办，影戏院之建设，犹如雨后春笋之怒发。影戏事业之新潮，乃奔腾澎湃，泛滥全国。爱国志士，更振作有为，前仆后继而努力于此事业以万计。”程树仁《中华影业年鉴》中如是介绍。

除了发展中国电影事业的决心责任，驱动人们涌入电影市场的还有资本利益。“那时候拍电影是很有油水可捞的生意。一部影片拍成，全部开支4000银元就够了，洗印一个拷贝只需银洋300元。从当时2个银元折合1元美金计算，大约2000多美元，即可拍好一部无声影片。上映后可收入10000多元，可以赚一倍以上的钱，旧社会叫’对半生意’，是赚头最好的生意了。因此，各家公司只要预算决算没有抵触，就可坐收厚利。”郑健健论文中胡克《中国电影理论史评》中的一段内容写道。

但就像今天的电影市场一样，繁荣之中也充斥着些许“烂片”，它们大都是好莱坞电影的劣质模仿制作，并很快在观众审美和资本风向中被电影市场淘汰出局。“经过十年左右的激烈竞争与市场淘汰，进入（二十世纪）30年代之后，联华、天一、明星3家电影公司鼎足而立的局面渐趋形成。”郑健健在论文中介绍，据其中的数据，这3家公司在1930年代共出品电影292部。其中明星公司出品、郑正秋的电影《姊妹花》除了在上海新光大戏院连续上映60天，还先后在10多个省的50多个城市，以及南洋群岛的10个城市上映，最后票房累计20万元。

据郑健健的论文，1934年下半年，联华公司出品、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让中国电影界深受鼓舞。

鲁迅唯一的娱乐是看电影

回看上海电影史，对照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发生的种种，前者是一面真切的镜子。巨大的利益之下，也有大小纷争。

1930年代，以张恨水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文学风靡上海。据《新华影业公司研究（1934——1942）》里的信息，明星电影公司斥资买下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版权，准备改编为电影。电影尚未拍摄，宣传造势便已开始。明星公司登报声明小说版权所有，试图禁止和干扰对《啼笑因缘》的一切改编，包括那些已经改编的和即将改编的。

当时的大世界游乐场便正在上演《啼笑因缘》的舞台剧，于是明星公司便将其告上法庭。但直到影片拍完，这场官司依然没能打明白。在前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甘乃光的建议下，片名“因”字加一女旁，于是这部电影的上映广告上写的是《啼笑姻缘》。即便这样，电影也未能如期上映，戏院门口挤满了对方安排的闹事打手。大世界游乐场的董事长是黄金荣，明星公司不得不请出杜月笙调停，付出一笔所谓的转让费，才得以让电影上映。

电影观众无意于电影公司之间的这种利益纷争，他们只关心能不能看到好的电影。鲁迅便是如此，1936年10月10日，他带着家人去上海大戏院观看《复仇艳遇》。电影改编自普希金的小说《杜布罗夫斯基》，让鲁迅大加赞赏，“以为甚佳，不可不看”，并极力推荐给友人，“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罢”。

“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鲁迅曾跟朋友说。有人曾根据《鲁迅日记》中的内容统计，发现鲁迅在上海生活的9年里，共看过电影100多场。鲁迅不止一次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和看电影的中国人，依然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

“上海的日报上，电影的广告每天大概总有两大张，纷纷然竞夸其演员几万人，费用几百万，‘非常的风情，浪漫，香艳（或哀艳），肉感，滑稽，恋爱，热情，冒险，勇壮，武侠，神怪……空前巨片’，真令人觉得倘不前去一看，怕要死不瞑目似的。现在用这小镜子一照，就知道这些宝贝，十之九都可以归纳在文中所举的某一类，用意如何，目的何在，都明明白白了。”鲁迅在《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的译后记中如是写道。

当那时候的很多人还以电影海报为观影指南时，同样作为电影观众的鲁迅却早已看穿了其中的宣传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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