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版《长恨歌》：上海故事 也是香港的故事

自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问世以来，来自香港的艺术团队，一直在改编这部作品。在此之前，《长恨歌》一个著名改编版本，就是2005年上映的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执导、香港知名女明星郑秀文主演的同名电影。在赵耀民编剧、苏乐慈导演的话剧《长恨歌》上演十多年之后，香港舞台剧导演高志森跟香港女演员焦媛领衔的香港实验剧团合作，推出了香港版本的舞台剧《长恨歌》。考察这个最新舞台剧版本的《长恨歌》，着实能玩味出上海与香港这两座城市之间长达百余年的复杂情缘与渊源关系。《长恨歌》海报

开启上海和香港这两座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同样源自鸦片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这场战争，让上海成为中国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也让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从那个时候开始，上海和香港，便成为中国接受欧风美雨的两座最为重要的前沿阵地，彼此之间既互相竞争，又互相依存。进入民国之后，以上海为中心的五卅运动跟以香港为中心的省港大罢工之间互相呼应，推动整个中国进入大革命的高潮；而上海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里的“风华正茂”，也让香港将其作为自己城市社会文化生活参照的样本；到了抗战时期，香港接纳了大批来自上海的文人和工商业精英，这种接纳随着国民党战败，迎来了又一个高潮。

在描绘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境况的老电影当中，总是少不了寄居香港，操着标准的上海话，或沉沦，或感伤的上海商人或贵妇人形象。就连奠定香港当今电影工业重要基础之一的邵氏电影公司，其创始人邵氏兄弟的父辈，也正是在上世纪上半叶，于上海工商界活跃的人物。到了新世纪之后，上海凭借自己改革开放几十年里的迅猛发展，重新恢复了亚洲商业中心的地位；而与其同时，实现回归的香港，则在几次重大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之后，面临着自身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严重割裂。无论是今天的上海还是今天的香港，都会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作为一个重要的怀旧、借喻和记忆重构的符号，进行着种种或新或旧的阐释。关锦鹏导演的电影《长恨歌》，和高志森导演的舞台剧《长恨歌》，都可以视作这种大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之下的产物。焦媛在舞台剧《长恨歌》里，所有演员都使用粤语进行对白，考虑到在谢幕之时，作为主演的焦媛完全可以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跟观众交流，这里的全程粤语对白，或许就不能简单视为一种纯技术层面的考量。王安忆的小说原著，寄托着浓厚的对于老上海的怀旧与伤感情绪，而这样的情绪，对于曾经把老上海视为模仿和赶超的他者的香港人来说，是完全能够理解与同情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舞台剧里的粤语对白，或许正是向观众表明：这部剧讲的既是上海的历史与故事，同样也是香港自身的历史与故事。

在舞台剧当中，王琦瑶的同学兼好友吴佩瑶，在解放战争结束后，选择前往香港；而直接导致王琦瑶走上悲剧性命运的国民党高官李主任，则被塑造成极度热爱宣扬家国情怀的京戏。王琦瑶所喜爱的好莱坞电影，与李主任喜欢的京戏之间， 构成了一种明显的冲突与张力。这种张力在单纯的人物层面来说，说明王与李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充其量只是一种相互利用；而在这部戏的文化意蕴上来说，则是表达以自由、浪漫为特征的旧上海文化，跟以家国政治为关键词的北京文化之间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在当代香港，就体现为港人生活的张力。这样的张力，在这部戏的剧情里，体现为王琦瑶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孤寂无依的人生境遇。

原著当中的“文革”十年，在这部戏中被最大程度地淡化，仅仅是一句程先生跳楼自杀的字幕来简单处理。而在“文革”之前的1956年，王琦瑶跟作为富家子弟的康明逊，和作为革命功勋之后的萨沙之间的交往，成为这部戏着力刻画的表达重点。王琦瑶是旧时代上海达官贵人的情妇，而今在弄堂的小诊所里打针为生，名为自力更生，实则卑微生存；康明逊尽管在公私合营之后，仍然能够领着定息生活，衣食无忧，但实则上却连一份正经的工作都没有，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边缘人士；而萨沙尽管贵为革命功勋之后，但因为其母亲是苏联人，萨沙最终远走西伯利亚。

正是共同的“他者”属性，让王琦瑶先后跟这两位男人发生了故事。麻将、蟹粉小笼、茶叶咖啡所指向的旧上海城市生活，成为维系他们之间联系的紧密纽带。然而遗憾的是，他们三人之间的纠葛，用戏中严家师母的话来说：“就是一起无聊，打发打发时间”而已。而就实际而言，无论是康明逊还是萨沙，在家族、阶层和过往个人经历方面，都仍然处于王琦瑶之上。于是，他们因对于旧时代的共同怀念而聚，又因为在旧时代里，彼此身份之间的区隔而离。一个人的历史，就这样看似远去，却又无所不在地对他的现今产生着影响。

有意思的是，这部戏共计时长135分钟，而讲述改革开放到来之前的上半场就长达90分钟，讲述1986年里故事的部分，尽管只有45分钟，却仍然以下半场整个半场的形式呈现。

王琦瑶最后一个爱上的男人，是处处喜欢旧上海物件的老克勒。旧货店与古董铺是老克勒的最爱，而顶着1946年上海小姐名号的王琦瑶，则成为老克勒直接领略旧上海魅力的活标本。这样的浓烈之爱，让老克勒与王琦瑶，在携手相拥之后，共同回归旧上海的梦幻之中。然而无比残酷的现实却是：新时代里的王琦瑶已经年过半百，而正当青春的老克勒在满足自己的怀旧情绪之后，还要继续拥抱这个新时代创造的无限可能性。于是在这部戏里，老克勒从推崇1934年产的德国莱卡老相机，转而坐拥上世纪80年代最为新潮的永久牌自行车，那些旧上海的旧物，连同王琦瑶这个属于旧时代的老女人一起，被他抛诸脑后。

戏里对于王琦瑶之死的表达，更加让人心生震动。在孤独生活四十年的时光里，王琦瑶一直坚信，李主任送给她的那盒金条，是比任何他人都更加可靠的东西，然而老克勒激发起来的汹涌的黄昏恋情，偏偏让她鬼迷心窍，愿意放弃金条，以换取老克勒的爱情。而在她搬出一生最后的依靠——金条之后，虚造显赫身世、贪恋钱财的长脚，却因为这些金条，断送了她的生命。王琦瑶之死，仍然在痴守四十年前，摄影棚里看到的那个死去的女人的执念，然而在这个被称作新时代的1986年里，无论是老克勒，还是长脚，其对于旧时代的推崇与还原，也不过都是各有目的、各怀鬼胎而已。全戏最终，“这个女人死于他杀”的台词，不只指向王琦瑶命运终结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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