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票房造假手段升级互联网作恶再次击穿底线

□本报评论员 钱欢青

五一假期，电影市场又传出不和谐声音：在全国不少影院反映影片《后来的我们》开场前出现大量集中退票情况后，国家电影局初步认定该影片退票情况确有异常，待调查清楚后将严肃处理。

脑补一下恶意退票，其背后的意图显而易见：先大量在线订票，造成该片大火的迹象，然后利用退票机制在影片上映前紧急退票。说白了，就是用票房预售的“大好形势”引诱观众买票观影。

为了宣传电影，搞各种形式的营销本无可厚非，但是恶意退票的恶劣之处，一是公然数据造假，利用观众的从众心理，欺骗观众，把观众当傻子；二是严重破坏行业的公平竞争环境，破坏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和一切虚假票房、虚假广告一样，恶意退票伤害的是整个行业的诚信。如此行为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且不说一部电影最后票房如何，真正核心的竞争力在电影本身的质量，无数事例也已经证明，任何以欺骗为手段的营销都将被消费者无情抛弃。当整个行业的诚信被一次次消解，最后受伤害的是行业本身。

以往票房造假主要是注水、锁场和买票房等手法，乃是人工操作，而《后来的我们》造假则升级为互联网手段，造假方可能注册大量虚拟账号，钻预售制的空子。这场风波暴露出的已然进化到新阶段的票房造假，借助了互联网技术，造假效率更高，对应的却是造假成本更低。对互联网企业来说，不作恶应该是伦理底线，而现在的事实是底线再次被击穿。

恶意退票事件曝光后，刘若英的剧组发出声明表示会全力配合调查。电影的制作和宣传发行当然是两拨人，我们也不能以这一事件来将批评矛头一并指向刘若英的剧组。但退票风波加上此前影片在婚外恋价值观上引发的争议，无疑将该片推上了道德的风口浪尖。

著名学者李新宇曾经如此评价作家张承志，“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一片倒伏的弱草和淤泥中蠕动的软体动物，当你望着冬日黄昏那奄奄一息的太阳而禁不住叹息时，蓦然发现一棵挺立的树，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动？可以说，不管坚守的是什么，只要它挺立在那里，就已经令人肃然起敬。”我们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去做张承志，不是要求每一部电影作品都能像小说《黑骏马》一样饱满而深情，而是，当社会出轨几率上升的时候，理清婚姻和爱情等基本的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当行业充斥欺骗的时候，诚信就显得弥足珍贵；当人心向着阴暗狂奔而去的时候，总要有人拨开云层放进一束阳光。那么多所谓“艺术片迷”都在反感好莱坞大片中的“正能量”，但很多人也许忽视了这种“正能量”与美国社会本身的良性制衡与互动。

为了让“后来的我们”更健康、更美好，我们总该鼓起良知去呼唤一点诚信，呼唤一点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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