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陈年往事

影史之冠

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中国电影百年史上一个经典频出的阶段。一批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优秀电影相继问世，比如《万家灯火》《天堂春梦》《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小城之春》《太太万岁》《哀乐中年》《不了情》《艳阳天》《关不住的春光》《夜店》《三毛流浪记》《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这一辈子》等等。这些电影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中，《一江春水向东流》堪称那个时期的顶峰之作。

在1947年底的时候，此片首轮影院三个月的观影人次已超过50万，截止到1948年，《一江春水向东流》仅在上海一地的观影总人次就超过82万，当时上海的总人口不过400万，也就是说，每五个居民中就有一个看过这部电影。这部国产电影的首轮影院只有六家，其中的美琪大戏院和南京大戏院本来是专放美国电影的影院，为此破例放映国产电影。当时，进入中国院线的好莱坞电影非常多。在如此严峻的发行放映环境下，《一江春水向东流》轻松打败了所有美国电影，达到如此高的观影人数，着实令人不可思议。

一江春水慢慢流

这部影片前后共拍了一年时间，远远超出一般电影的拍摄周期，被人戏说为“一江春水慢慢流”，中途还因为资金跟不上的缘故暂停过；剧组只有一台简陋的机器，胶卷还是用过期的拼凑而成。正式演员就有45人，群众演员更是超过4000人，体量浩大。这样的规模和周期，对于当时几乎所有的电影公司来说，都是望而生畏的。拍摄影片几乎把昆仑公司拖垮，因为他们同时还在拍《八千里路云和月》。有文人还写了一副对联打趣，上联“八千里路云和月”，下联“一江春水向东流”，横批是“山穷水尽”。为了节省开支，当年昆仑公司把全部工作人员叫来看剧本，问大家哪场戏能删。但最终，一场戏都没有删，因为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剧本写得太好了，一场也不舍得删。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编导是蔡楚生和郑君里，蔡楚生是郑君里的老师，师承中国第一代导演郑正秋。之后一直到谢晋，他们都一脉相承，在作品中延续了一套电影艺术的传统。这个传统简单描述起来有几个特征，比如坚持“文以载道”，就是用电影来提供教育价值、负载一些社会道义；另外，根据中国人的欣赏习惯，“美”和“善”在作品中总是统一的。

如何构思一部电影

郑君里在整个中国电影史的坐标中有他独特的位置。他的祖籍是广东中山，中山以前叫香山县，离香港和澳门很近，是中国最早面向外来文化的一块地域。在中国早—期的电影人尤其是上海电影人中，祖籍广东的非常多，像蔡楚生、阮玲玉、黄绍芬、胡蝶等等，他们在电影圈中彼此扶持，守望相助。

在中国百年的电影历史上，郑君里被归为“第三代导演”。第三代导演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经历过战乱、经济的大衰退，也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自觉地定下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是要拍出与西方不一样的、真正的中国电影——具有中国文化、承载了我们民族精神特质的电影。这种特质，在郑君里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聂耳》《林则徐》等几部影片中，都有突出的体现。在他留下的导演笔记中，郑君里详细地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构思一部电影，如何从诗歌、绘画、传统戏剧的程式当中吸取养料，把它们变成电影的语言。譬如在《林则徐》中，关天培与林则徐告别的场景，就是按照“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诗句来设计的。《枯木逢春》里横移的镜头，追求的就是《清明上河图》的效果；冬哥和苦妹子之间的戏，则是脱胎于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 (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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