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影往事

创 作 谈

——《观影录：我们如何逃离自己的身体》创作谈

一生中总会有些很随意的东西扎根内心深处悄悄改变着某种单调和乏味，电影便是其中一个：电影，显然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是移动的面向外在的窗口，又是封闭的空间——那些冗长或沉重的故事总是在镜头的切换中进入终点。有时还会发现自己就是那个镜头，我们跟随着陌生的情节来到另外一种人生，这种体验会让人恍惚间认为身体内部还有个蠢蠢欲动的隐形人——电影的重要性就在于提供了无数种察知这个世界和自我的视角：我经历的不过其中一个，我之外尚有和人类总数一样众多的生活侥幸或遗憾地擦肩而过了。

电影就是童年。我的意思是说，电影是一种煞有介事的游戏，角色玩得认真，我们看得仔细。在煤油灯向电灯过渡的年代，除了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电影恐怕是唯一外来的游戏。童年时光一定和那个散发出一束光的匣子密切相关，黑色的、带着轮子的神奇百宝箱将人、动物和惊心动魄或温情脉脉的离奇世界投放在一方白色的帷幕上面。我一直怀疑童年在拒绝接受成人世界，因为在不可胜数的影片中，我能记起的最早观看的电影是《小蝌蚪找妈妈》和《大闹天宫》——这不是事实，但显然和童年无关的故事都被记忆之网过滤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一灯如豆的煤油世界中，在做作业时，略不小心，滋啦一声，一束头发带着糊味儿和莫可名状的肉类之香进入灰烬。因此，很多伙伴会把电影当作光明——只有电影能撕开夜晚，一台老式发电机在隐秘处轰鸣着，夜晚有了影子，有了人语，也有了溢出我们身体之外的愉悦和悲伤。

童年时，只有电影能让人感觉如白驹过隙，我们还未自情节中出来，故事便已结束。事实上，我们是在对电影的期待中完成日常的——我们四处打听着电影何时上映和何地上映的消息，然后不厌其烦地在虫鸣和风雪中辗转各村。这个时候，我们是追逐光影的人，不介意一部电影上映多遍。父亲也看电影，但他并不关心何时上映，他只在意田地里的禾苗生长的样子——我记得他带我去县城影院看过一次电影，但已忘了什么内容，倒是还能想起他带母亲看过《巴山夜雨》和一部疑似来自美国的科幻片，因为回家后他们谈论起关于未来或将来——我们不得不盼望着日头尽快落山，但它依旧在数不清的瞭望中红彤彤地挂在那里。

当然，我们得承认电影对自己的影响或改造，其他不说，我至今还相信人是一分为二的，好和坏写在脸上，而且关于世界都是一副美好和和谐的面孔，因为邪恶终能被正义战胜，且至少能服膺善良对它的改造，但外国影片却不认可这一点，电影中比比皆是的是拳头、阴谋和人的丑恶/罪恶。我看过的第一张电影画报是《第一滴血》，在县城十五里路外姥娘家所在的大庄村，时间检索发现这张著名的脸来到中国是1984年。由此开始，史泰龙的影片必追，不管好坏，这种亲切感不仅保留到1994年大一时在学校礼堂看《绝岭雄风》，还延续到结婚时我在DVD上播放了《第一滴血4》。

我对电影疯狂之爱非一般人可理解。2000年，在北京地质礼堂看了通宵电影，有一部片子记得是《安娜·卡列尼娜》；结婚时，我在村里连放了三晚电影，其中一部是《杀破狼》。我甚至还买了两部投影仪，为奶奶和家人播放《蜘蛛侠》《天仙配》。现在，电影和农村一样已退出历史的天空，除了乘凉之人，鲜有人会在屏幕下面观看别人的世界。那年“十一”，我家门口搭起了杆子，播放了一部科教片和两部故事片，银幕下松松垮垮坐了几十个人，闪烁热烈的镜头和安静的夜色对比鲜明。

2016年，是我最无计可施的一年。是年，我读了四百本书，其中一部分作了笔记，以《纸别裁》为名出版，还看了一百部电影，有些作了简单的札记，本拟收入《纸别裁》，被编辑劝止，如今充进《观影录》中。这个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镜头语言就是人类自身的语言，电影不是表达或展示而是寻找和发现，即通过对人的时间性挖掘发现空间中不同面向的自己。也就是说，电影虽然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实际上在讲述观看电影时的我们，亦即我们尚未清醒地认识自己，并对自己是什么充满了好奇——这就是电影的全部意义，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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