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里的伟大远征

《万水千山》剧照

赵 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征题材被频繁搬上银幕，构成红色影像序列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历史的讲述中，这些电影向观者完成了伟大长征精神的清晰传递。在或大或小的叙事视角中，在个体或群体角色的塑造中，在对史实的呼应和阐释中，影像艺术所独具的特质，使长征精神成为从精神符号走向生活的最佳助推剂。

个体聚焦与伟大史诗的交织

《万水千山》是较早对长征进行影像书写的作品之一。正是从这部电影开始，长征这一宏大的历史题材开始被聚焦于一些个体的英雄人物身上，并通过对他们的塑造来完成对历史的描绘。如在《万水千山》中，主角李有国经历了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过草地”“翻雪山”，并最终完成长征胜利会师。通过对这一个角色的关注，可以纵观长征途中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而透过这一个角色，也让长征精神有了一个更具象的载体。乐观、勇敢、对党忠诚、不畏困难，不仅是一个优秀红军的品质，更是长征精神的映衬所在。除了个体英雄外，群体英雄也是长征电影的重点表现对象。如《勇士》便着重描写了红四团团长黄开湘率领22位突击队员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事迹。在这部电影中，23个角色既是个体，又是整体。作为个体的他们，年龄各异、性格各异，但作为一个集体的他们却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突击队员。在影像的表达中这一共同的身份突出了他们的相同之处，并在电影中被予以关注和书写。

值得注意的是，长征电影并不缺乏对于女性角色的关注，甚至还出现了大量的以女性为主角的影片。如刘苗苗导演的《马蹄声碎》中，五位掉队的女兵风餐露宿，在缺乏装备和给养的情况下相扶前行去追赶红军大部队。虽然在这段艰苦的行军途中，饥饿、死亡、疾病一直困扰着她们，但她们却用乐观、坚定和希望来回应这些困难，并最终实现了追上大部队的目标。长征电影对于女性角色的关注和对女性形象的聚焦，使得这一题材电影的表现范畴更为宽泛，也让长征精神的内涵能够以更为多元的形式进行表达。

自然景观映衬革命精神的坚定

长征之所以伟大，并能够凝练成为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除了战争的残酷外，与极端恶劣自然环境的抗争也是这场远征能够成为“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的重要原因。因此在长征电影中，自然景观不再只是故事的背景板，而是被充分调入叙事并成为被超越、克服和抗争的对象。如讲述红二方面军后卫连长肖国成克服环境困难带领众人走出草地的电影《草地》中，虽不时可见对茫茫草地缓慢悠长的摇镜头拍摄，或用远景镜头对草地漫无边界进行长久地凝视，但这却并非似一般故事片中风景类的空镜头那样，只是用来表现大自然的安静和祥和。在静谧的背后，是阴晴莫测的变幻和各类突发的灾难和死亡。面对这样的对手，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红军却最终以其坚定的革命信念成功保留了有生力量，并最终走向胜利。在电影《四渡赤水》中，当红军渡过赤水河时，伴以旁白对周边的自然环境进行解说，并使用俯拍摇摄的长镜头对波涛汹涌的赤水河和两岸的古建筑村落进行表现，但这安详的景观背后，却是紧随而来的激烈战斗和英勇牺牲。

长征电影中的视角切入

以亲历者的第一人称进行故事讲述，是历史资料文献片的常用方式，而在一些长征电影中，“我”构成了长征途中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观看者，宏大的历史叙事和重要的历史史实通过主人公的亲历和眼睛被呈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能以一种亲历者的视角来完成对于长征的“观看”。这样第一人称的“观看”不仅强化了长征历史的真实性，更让观众拥有了强烈的参与感和亲历感，也内在地完成了对长征精神的认同。如电影《我的长征》中，以一名十五岁小红军战士王瑞作为这次“伟大远征”的亲历者和观察者，以他四位亲人的先后逝去和与毛泽东的三次相逢为叙事线索，将长征途中的几次重大转折进行了串联和线性讲述。从湘江之战到娄山关大捷再到飞夺泸定桥，在目睹一场场残酷的战斗和亲人的一个个失去后，小战士王瑞不仅没有被击败，反而在战争的洗礼中从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父亲牺牲时说的那句“跟着走”，也自然地成为他终身的信念。

需要提及的是，以亲历者的视角来“重走长征路”也已成为发扬长征精神和红色教育的标志性活动。如为了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中央电视台便策划过一档同样以《我的长征》为名的电视节目，在这档电视节目中，伴随着“重走”过程的“重新观看”也便自然地成为节目的核心所在。

长征作为红色电影的重要表现对象，在长达几十年的不断讲述中，已然构成了它自有的影像意涵。这其中既包含宏大的历史讲述，也包含质朴平民英雄的精确塑造；既内化了团结一心的革命友谊，也完成了恶劣环境的自然抗争。伟大的长征精神，在电影的讲述和回望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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