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光影记忆 □李晓东

难以否认,成长的过程中,电影在带给我无限欢愉的同时,也在加速催熟我的价值观。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农村,露天电影是娃娃们的精神大餐,那时候的邵氏电影风靡一时,风流剑客大战凶神恶煞是永恒的主题,打打杀杀的影像让劳顿的农民暂时抽离了眼前的捉襟见肘,哪怕就一个晚上。在农村,村书记就是“一哥”、就是全村的“话事人”。我没有资格接近他,但我有资格接近与我同龄的他的孙子。很多重要的信息,都是从他孙子口中得知的,比如什么时候放电影。在确定放电影的前几天,我便开始惴惴不安,生怕地震了、失火了、放映员生病了、村书记不高兴临时取消了等等不和谐的因素影响电影的如期而至。现在看来,我对电影的痴迷不亚于我对一顿蒜泥大肉肘子的垂涎。

那时候的时光真美,彼此熟知的人,追着同一幕光影,一起提心吊胆、一起啧啧称奇。那时候,只要遇到大侠和富家小姐亲嘴的镜头,我妈总能精准预判,提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掩住我纯洁的双眼。这让我错过了很多美好的事情,对此我耿耿于怀。那时候,糖人儿、爆米花、糖葫芦作为电影的标准配套服务也会循例到场,我和小伙伴一边咂巴着嘴隔空饕餮,一边恶狠狠地看着村书记的孙子把最大的糖人儿买走,我的死党马三此时总会坚定地对我说:“吃糖,对牙齿不好。”我也坚定地点头称是。通常,一部武侠电影之后,村里的小伙伴中间会突然冒出很多门派和武林高手,像“四大金刚”“八条赤龙”“铁臂大侠”,还有什么什么“风流刺客”“双刀怪客”。本来好好相处的一帮小子,搞得莫名其妙的关系紧张起来。当时的我干瘦却好斗,也入了一个帮派,名字比较古怪,记不住了,反正不是丐帮。

初中以后,我的自我意识猛醒。彼时盗版碟猖獗、录像厅泛滥,质糙但价廉,给了我莫大的选择自由,使我在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仍有余力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它让我在虚构的世界里辨忠奸、明善恶、理情愁,很多帅得不能再帅的男人成为了我的偶像,很多美得不能再美的女人博得了我的倾慕。《古惑仔》上映的时候,那种“不正经”“混不吝”的审美情趣一时风靡,从那时起,“陈浩南”“山鸡哥”“小结巴”就在朋友们之间品谈。我们拙劣地模仿他们的装扮、语气,即使不伦不类、东施效颦,也欲罢不能。电影让一个乡村少年一直做着美梦,它让我不安分、不罢休、不清醒,它让我沉溺、专注、执着,它更让我暂时忘掉自己的卑微和弱小,让我善待自己的年轻和不羁。在能做梦的年纪做着春秋大梦,棒极了。

电影的本质还是讲故事,好的电影就是能够讲好一个故事,这跟写好一个文学作品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学一年级,我记得第一次看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我被深深地震撼住了,原来电影还可以这样拍。我开始关注电影作为一门传播艺术,它所承载的时代责任,它究竟能传达给受众怎样的价值观。讲故事的人很多,但能把故事讲精彩的人少之又少。大学期间,我曾是电影协会的会长,我开始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观影经验,尝试与更多的同学分享优质的电影作品,也借此广交朋友、高谈阔论。在我担任会长的两年时间里,我用不大的投影,陆续为同学们介绍了黑泽明、蒂姆·波顿、昆汀·塔伦蒂诺、马丁·西科塞斯、朴赞郁、盖·里奇这些极具个人风格的电影大师,我靠着微薄的门票收入,勉强维持着电影协会,兢兢业业、勉为其难,却似乎在干着一件意义很大的事。据说,我离开电影协会后,这个协会就不存在了,我成了末代会长。

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审美,这几年,心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观影,看超级闷片,通俗的说就是“文艺片”。要说情有独钟,那就是伍迪·艾伦的电影。法国人说,好莱坞的电影,除了伍迪·艾伦,其他的没法看。伍迪·艾伦是犹太人,电影的细节里布满了狡黠的设计,《赛末点》《午夜巴塞罗那》《午夜巴黎》《蓝色茉莉》,直到最近看的《纽约的一个雨天》,会让我一直陶醉在电影虚构出的小激情、小慌张、小确幸里。按道理说,我不可能喜欢上伍迪·艾伦的电影,我急,干什么都急赤白脸的。而他是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头子,大量的旁白催发情节的更替,悠游而进,可是我就能安静下来,饶有兴致。也许,吸引我的大概还是作品的讽刺意识,对美国中产阶层、精英阶层伪善和虚荣的嘲弄,对道貌岸然的瓦解,对中年危机、家庭危机的调侃,虽然这种批评不是大开大合、怒发冲冠,就是小心翼翼的、旁敲侧击的,但镜头语言完全触发了观影者的想象,举重若轻,优雅得很。

如今,观影已是我惯常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近些年,像害了烟瘾的老烟枪,摘不掉、拿不走。偶有皮相之见、满腹情愁,也难能言中款要,一股子文艺腔的酸腐和闷骚。也许,这就是人到中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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