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明书话里的旧书价钱

多年前读过乔衍琯详实且生动的《乾嘉时代的旧书价格及其买卖》，不由联想到今天的旧书价格。“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不妨从手边比较齐全、生动的姜德明书话说起。

姜德明书柜，打开柜门的全是珍本旧书

姜德明先生的淘书史比所有的爱书者似乎都早。他在《我的藏书》里说：“我不是书香门第出身，父亲是个开纸店的掌柜……我到店中闲串，偶尔从中捡几本有兴趣的带回家去看，记得有抗战前的《良友》画报、《论语》等杂志。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

姜先生自述：“四十年来，我的藏书绝大部分来自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什么隆福寺、国子监、琉璃厂、灯市口……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与旧书店》）

姜先生还说：“我的新文学藏书原先是有个范围的，即限于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之类，长篇小说和翻译不是重点。而且淘书时十分注重书品，缺页短封面或无版权页的绝对不收，价钱太贵的也不收。”

“价钱太贵”，在那个年代是个什么标准呢？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月工资超过一百元，要算高薪阶层了。夫妇两个都上班，一般而言，薪水上男高女低，两口子再养两三个甚至五六个孩子，平均下来，每口人有三十元生活费就相当不错了。我记得当时一个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十二元的话，就会申请到如减免学杂费等政策照顾。我家七口人加一个保姆，人均生活费二十来元，日子紧紧巴巴，为了节省三个男孩每月八毛一分钱的理发钱，母亲买了把推子给我们仨剃头。

我理解的姜先生的“价钱太贵”，就是两元或三元，超过此数就是太贵。有一回，我在琉璃厂书市与一本《今传是楼诗话》（王逸塘著）失之交臂，售价仅一百元。事后请教姜先生，他说七十年代旧书店有一本这书，两元钱，放了很久也没人买，他就买了，并说现在卖一百元不算贵。过了几年，我花八百元买到了品相上佳的《今传是楼诗话》，现在则非三四千元不可。

姜先生在《买书钱》一文中有过“小苦而微甜”的回忆：“我的买书钱主要靠上学时家中每月给的零用钱。不够的时候就虚报开销，如说学校指定要买参考书，或者自己又新添了一件衣物之类。”

“我有三个儿女，每月光扣托儿费，我们夫妇的工资袋里也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我买旧书，一向尽买那些定价便宜的。”

“平时，我们夫妇的工资领来后都放在一起，谁用谁就去拿。好书诱人，在刚发薪的那几天也就慷慨起来，不计后果了。妻觉察了，提出警告：“先生，手下留情，一家老小还得吃饭呢。没看见孩子的裤子不能再打补丁了吗……”我良心发现，只好低头不语。”

“有的时候，实在怕那难得的版本被别人抢去，趁妻不在旁边的时候，不声不响地从橱里抽出两张票子来。比如阿英在孤岛上海印的那本长征画集《西行漫记》，我便采取如此手段得来。当时花了一元钱，现在当然是革命文物了。”

姜先生经常劝我们，不要因为买书影响了过日子，不要买很贵的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书。姜先生对现在的旧书店超高书价一向很反感，对古旧书拍卖也不以为然，曾言“在旧书肆的新文学版本还没有被拍卖家们包围的年代，我是个痴迷的搜访者”。他经常说的一个词，“胡闹”。如今的古旧书价似脱缰野马，无可理喻，姜先生连“胡闹”也懒得去说了。

如果留心的话，可以在姜先生书话找到那个时代的旧书价格，虽然和现在的书价没有可比性，但是蛮好玩的。

姜先生在《书帐》一文中说：“我常常买旧书，的确没有想到要当藏书家，至今亦无个人的藏书全目或完整的购书帐。不完整的书帐，则在1970年至1975年有所记载，也未必全，……重看当年的书价，再与今天一对比倒也有趣。比如1970年全年，我购书只用了23元2角1分钱，其中一本鲁迅逝世那年在燕京大学出版的纪年册，当为稀见的版本，我却以1角得之。……1971年似乎是我购书的丰收年，共用去111元5角。平均每月近10元，可以买到几十本书，现在就难了。其中颇有若干种值得一记。如当年作学生时欲购而无力得之的四厚本金人译的《静静的顿河》，竖排、黄色封皮本，以三元购得。当时曾有一种实现梦想的喜悦，原书扉页上还盖有“安娥”的印章，证明这本来是田汉夫人的藏书，亦现代女作家签名本。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大略》，北京大学线装铅印讲义本，是新潮社上下两册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前身，当为世间稀见的珍本，我以1元5角购得。但，最不平常的是竟然购得郑振铎先生著的自用本《中国文学研究》上中下三册。”

姜先生称，“我为购得此书而大喜过望，同时亦顿生感慨，当时破例在书帐上写下一段小跋”。这段小跋有时间（1971年5月31日上午）、有地点（海王邨中国书店）、有书名、有价钱：“此书于1957年12月出版，印一万册，定价4元6角，今以2元3角得之。”

仅此一篇《书帐》真是不够过瘾。韦力先生《上书房行走》里写姜德明书房那篇，配有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姜先生保存的购书发票一沓，旁有清单写着书名和价钱。要再想多知道一些当年的旧书价钱，只有一途，在姜先生书话里寻寻觅觅。

姜先生在《琵亚词侣书话集》里写着：“我保存的这册小书完整如新，六十年代初以三角钱于旧书摊上捡得。现在有点不忍回味了。”这册小书如今连大名鼎鼎的孔夫子旧书网也从未出现过，可见其珍稀。

有的时候价格是模糊的，“譬如卞之琳先生战前在琉璃厂刻过一部木板新诗集《音尘集》，宣纸，红墨印，外加黄缎函套，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但因为是线装本，通过了他（雷梦水）的手，还是为我留了下来，当然，定价要稍贵些”（《卖书人》）。

有的时候不记价格，“二十多年前，从厂肆捡得胡适著的《墨家哲学》一册。当时要买它并不是为了要研究古典哲学，或认识墨翟的学问，而是看中胡适的签名，那是他题赠钱玄同的”（《胡适的签名本》）。去年某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小型的签名本展赛，第一名展示的宝贝即胡适签名本。据我了解的行情，胡适签名本没有低于一万元者。

在《知堂的藏书印》文中，姜先生透露了许多珍本，却一本也没有透露价钱，云淡风清地说：“限于当时的社会风尚，问津者并不多，我亦是择我所需而价又低廉者存之，大部分眼见其流落了。那时只要你稍许破费，正是人人举手可得。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机遇如今难以再现矣。”

“当时我在那里也捡得他的两本藏书，所费不多。”（《孙楷第的藏书》）

对嫌贵而买不起的书，姜先生记忆尤深：“当然也有羡慕已久却无力购回的书，比如四厚本黄色封面的《静静的顿河》、用精致的纸匣装置的《鲁迅三十年集》即是。”（《天祥二楼》）我的朋友赵国忠曾一百元购得此版《静静的顿河》，让我妒羡不已，谁知不久之后赵兄就把书赠送给我的另一位朋友。赵兄收藏新文学版本书甚丰，“翻译书不是重点”，这个观念是学姜先生的。

古人云：“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说的对，又不全对。姜先生曾经被迫卖过书，甚至烧过书，可是他享受过藏书带来的无穷乐趣，写出了那么多精彩的书话与爱书人分享，相较于同时代的藏书家，姜先生的“书人生活”，似乎无人可及。

“我也卖过书，一共卖了三次。”姜先生在《卖书记》里这么写的。“头一次可以说是半卖半送，完全出于自觉自愿，并无痛苦可言。那是天津解放后不久，我要到北京投奔革命了。”因为我对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刊物电影明星有兴趣，收藏了一些影刊，常常说给姜先生听，他经常说，这些影刊过去他都有存，进北京之前都卖了或送掉了，如《联合画报》《新影坛》《电影杂志》《青青电影》等。这真是历史的循环，我津津乐道的这些影刊，正是姜先生半个世纪前抛弃的。我将自藏的全份《电影杂志》交给出版社影印，得了几套样书，送给姜先生一套，也许姜先生会见笑：当年原版的那套都卖了废纸，如今却变废为宝了。

“第二次卖书是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的时候。”“马上给旧书店挂了个电话，让他们来一趟。”“第二天下班回到家里，老保姆罗大娘高兴地抢着说：“书店来人了，您的书原来值这么多钱呀。瞧，留下一百元呢！””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位旧书店“来人”是中国书店的某某某，这位某某某在我搜集民国刊物上给了许多便利。最近我的朋友宋希於告诉我，1986年的《出版工作》上有某某某的一篇文章，有意思极了，讲的全是中国书店收购旧书刊的故事，现在来说是“商业机密”了。

姜先生接着写：“他拉走的哪里是书？那是我的梦，我的感情，我的汗水和泪水……罗大娘还告诉我，那旧书整整装了一平板三轮车。”“这一次，我失去了解放前节衣缩食所收藏的大批新文学版本书。”

姜先生卖掉的一平板三轮车的书刊里，我所惊诧的是“整套的林语堂编的《论语》和《宇宙风》”。我甚至可以肯定，整套《论语》杂志，以后的岁月姜先生可能有机会补购回来，而《宇宙风》杂志则希望渺茫。得机会问问姜先生，又担心勾起老人家的伤心往事。

七年之后姜先生第三次卖书。“这一次又让旧书店拉走了一平板三轮车书。”“第三次卖掉的书很多是前两次舍不得卖的。”“我不忍心书店的人同我讲价钱，请妻作主，躲在五楼小屋的窗口，望着被拉走的书，心如刀割，几乎是洒泪相别。”

我是个爱书人，写到这儿，也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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