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怀念
6月27日,童道明老师逝世。昨天,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追悼会设在兰厅,这个兰字,仿佛命运的妥当安排,让我感怀不已。
我在新京报工作了八年,其中大半时间在做“文娱时评”的编辑,由于约稿结识了很多前辈作者,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人也形形色色,其中我见面最多的就是童道明老师。
这倒不是由于童老师给我写稿最多,而是他不用电脑打字,都是用笔写在稿纸上,我到童老师家里取稿,然后回到报社,找排版同事打印出来,再排版出报。
一开始是约童老师评论契诃夫的剧,或者在契诃夫的纪念日写篇文章,因为他是如此德高望重,我不敢奢望他写更多的评论,这会占用写大部头的时间。
童老师住在潘家园旧货市场隔壁,他周末经常过去挑选点旧物。有时他不在家,就把稿纸放在楼下邮箱,告诉我号码,我像地下党接头一样,打开邮箱揣进衣兜,赶回报社打字。更多的时候他在家,热情地招呼我进门(有时和我的同事、话剧记者天蓝一起),童老师夫人给端吃的,童老师给拿稿纸,然后直接开聊契诃夫、聊话剧市场、聊北京人艺现状。童老师夫人嗔怪,“小李一来你就拉着聊契诃夫,来,吃点东西,孩子都还好吧?”童老师耐着性子听几句家常话,手一挥截断话头又开始讲,“契诃夫的善良、悲悯,是他最有魅力的地方。没有那种善良,他就不可能写出那些撼动人心的作品。”我这个话剧小白开始观看话剧,甚至写起剧评,和童老师有很大关系,在他那儿听出感觉来了。
童老师最喜欢两个演员,电影演员是范伟,话剧演员是濮存昕。他很笃定地跟我说,范伟是中国最好的电影演员,而濮存昕是一个有思想的艺术家。我在童老师家里有一半时间,是听童老师聊北京人艺、林兆华和濮存昕,他对濮存昕,如齐如山对梅兰芳,是艺术的忘年交,包含着对濮存昕的人格、勇气和真心的高度欣赏。而他对北京人艺的感情同样深刻。
童老师是一位温润的谦谦君子,他的评论文章经常饱含着对批评对象的理解与同情,会充分考虑批评对象的不易。但每当北京人艺出了争端,童老师文章的说话分量会明显加重。
2006年2月,濮存昕接受采访,为林兆华抱不平,表达了对当时话剧体制的不满,并说出“人艺是一锅粥”的重话。我问童老师能否写一篇文章,童老师答应。上门取稿,题目是《坚守良知,人艺就有未来》,这是童老师在新京报刊发的最有力量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称赞濮存昕是一个内藏器度的人,认为北京人艺从不故步自封,不原地踏步,绝不能成为保留剧目的博物馆,他希望看到林兆华-任鸣-李六乙三驾马车的地位,并大声疾呼“人艺需要团结”。
我听说,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人艺有演员把这篇文章剪下来,贴在墙上供大家阅读,那也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童老师温和地展示他的力量。他说过一句话:善良就是生产力。其实善良也是战斗力。
童老师身体一直不太好,到六十多岁的时候,他的一生仿佛清澈见底,看上去要在研究契诃夫与俄罗斯文学中安静地度过了。谁知一天,喊我去看话剧,结果是他自己创作的《我是海鸥》,而且台词是那么青春:“爱情这座门,要么打开要么关上,留道缝算什么?”旁边有女观众在抽泣,我也在小小的蓬蒿剧场里,为童老师的创作青春欣喜不已。
我以为童老师是看不惯话剧的流俗习气,本着“我行我上”的精神写上一出,做个示范,谁知道两年一部,开挂的人生根本不需要解释。静水深流的童老师晚年突然奇峰迭起,把自己的艺术人生折腾出好大的动静。
这还不算,小品相声、诗歌笑话,都成了童老师的菜。他的创作像极了隔壁的潘家园旧货市场,随时给你拿出意想不到的物件来。至今还记得,童老师举着写的笑话手稿,一边读一边自己捂着嘴乐,我和天蓝正襟危坐,琢磨着礼貌性地笑一下,又觉得那样会违背了童老师倡导的艺术的真实,还是不乐了罢。
怀着忧伤和感激,写下上面几段小文字,为我的作者、我的良师童道明老师送别。恰好又发表在新京报的文娱时评版,这是最好的纪念吧。
□潘采夫(原新京报文娱时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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