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 揭开19世纪尘封的西伯利亚流放史

西伯利亚，西起乌拉尔山脉，东至杰日尼奥夫角，面积1550万平方千米，意为“宁静之地”。然而在一个多世纪前，这里却是一个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大型开放式监狱”。

从19世纪初到俄国革命，沙皇政权将超过100万名各种身份的囚犯及其家人流放到西伯利亚。这里面既有罪犯、农奴、流浪汉，也有作家、起义者、革命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近代俄国的标志性人物也置身于这漫长的流放队伍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死屋手记》

1849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被捕，后流放西伯利亚。其著名的半自传体小说《死屋手记》便是基于这段流放经历所写，叙述了他在这期间的遭遇与见闻。在《死屋手记》的开篇，他这样写道：“大门外面是光明的自由世界，人们都过着一样的生活。不过在大墙里边却把那个世界想象成一个无法实现的童话。这里才是自己特殊的、无比丑恶的世界；这里有自己特殊的规章制度，自己的衣服，自己的风尚和习惯，以及毫无生气的死屋，这样的生活是别处所没有的，人也是很特别的人。我要描写的就是这特殊的一角。”

1854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描述了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居住的鄂木斯克刑罚堡的状况：“夏天，它无比闷热；冬天，它无比寒冷。所有的地板都烂了，覆盖着两三厘米厚的污物，人走在上面会摔倒。窄小的涂有油脂的窗户上覆着一层厚厚的霜，几乎在一天里的任何时候都无法在室内阅读。窗格上有两三厘米的冰。天花板在滴水，到处都有烟。我们像被装在桶里的鲱鱼一样。”

数以百万计的人在这段残酷的流放历史中受难、逃亡、抵抗又处处生活，他们改变了西伯利亚的历史，影响了俄国后来的发展，却被逐渐忘却。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是文盲，无法为后人记录下自己的经历。这漫长的流放制度究竟是如何确立与演变的，各种身份的流放者们又在其中经受了什么？

面对这些历史谜团，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高级讲师丹尼尔·比尔的著作《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给出了一种答案。

《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丹尼尔·比尔用十五个月的时间查阅圣彼得堡、莫斯科、托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地的档案，收集一手资料。他充分使用了19世纪的新闻报道、官方报告、俄国小说、回忆录和日记等史料，还原了从 1801 年亚历山大一世加冕到 1917 年尼古拉二世退位这一历史时期当中革命者和普通罪犯在西伯利亚的经历；讲述了当沙皇政权与现代世界的政治力量猛烈碰撞时，俄国企图控制其监狱帝国的努力；追溯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确立与崩溃。

《死屋》一书的题目正是借用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丹尼尔·贝尔在一次访谈中说，《死屋手记》这本小说所关心的很多问题都成为了他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也为他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西伯利亚也正是通过《死屋手记》才真正进入俄国乃至其他国家读者的视野，从此成为惩罚和磨难的代名词。

而在自己的著作中，丹尼尔·比尔将关注点延伸到了更广泛的社会民众上，从普通罪犯到政治激进分子、从长官士兵到无辜百姓、从逃犯到赏金猎人，书中生动刻画了不同身份人物的命运，为读者呈现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残酷性和流放者命运的悲剧性。

西伯利亚是俄国的黑暗之心，流放制度在沙皇俄国的殖民历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一系统原本的设想是将囚犯派遣去开发西伯利亚的自然财富，并使他们在西伯利亚定居。然而实际上，流放体系分派到西伯利亚腹地的不是富有进取精神的定居者，而是贫困、绝望的流浪者。

丹尼尔·比尔认为其 “监狱殖民地”的双重身份所固有的紧张状态从未得到缓解，刑罚殖民从未成为西伯利亚发展背后的推动力量。相反，随着流放人数的增加，这种制度日益成为西伯利亚发展的障碍。

19世纪末，沙皇政府把成千上万名热诚的革命者放逐到西伯利亚监狱、矿山和偏远定居点。西伯利亚不再是一个防止革命蔓延的隔离区，而是成了一个传染源。在与世隔绝和幽闭阴暗的环境当中，这些革命者进行争论，暗自谋划并出版政治小册子，以激励并协调在俄国主要城市的地下革命活动。

1917年3月，尼古拉二世退位，权力移交给临时政府。新政府宣布实行大赦，88000 名囚犯因此获释，包括近 5700 名政治犯和约 68000 名罪犯。4 月 25 日，临时政府正式废除流放这种惩罚手段，这一被称为专制政治象征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崩溃了。

“全书生动描述了种种关于罪与罚、赎罪、爱和可怖暴力的惊人与悲伤故事。书中人物包括专制者、杀人者、卖淫者、英雄。这是一部绝妙的佳作。”《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西蒙·赛巴格·蒙蒂菲奥里如是评价。

该书的中文版目前已于今年6月正式出版，该书荣获2017年坎迪尔历史奖大奖，曾被评为《泰晤士报》《旁观者》《BBC历史》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年度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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