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拍《邓丽君传》,一点都不让人意外

□韩松落

李安筹拍《邓丽君传》的消息出现后,竟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原因并不奇怪,其一,这件事已经接洽许久,不意外；其二,李安应该是拍摄《邓丽君传》最合适的人选,也不意外。

邓丽君家人和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一直有拍摄邓丽君传记片的计划。邓丽君三哥邓长富曾表示希望这部电影能够由李安来导演,并于2010年与李安接洽,但李安当时忙于拍摄《少年Pi的奇幻漂流》,此事暂时搁置。2012年,又有传说,称李安已“口头答应”拍摄邓丽君传记片,如果一切顺利,这部电影将在2013年开拍,但随后又是五年时间的等待,直到2018年岁尾,这个消息似乎才真正有点眉目。

《邓丽君传》的筹拍过程之所以如此漫长、如此慎重,是因为邓丽君早已成为神话,而且是一个和我们同时代的神话。神话周围,有她家人的守卫,也有众多歌迷的审视,不能不慎之又慎。

邓丽君之所以成为神话,首先是因为她为她所在的时代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声音形象；其次是因为她将自己打造成了第一个“超越性别、超越阶层的大明星”,给中国娱乐业带来了一个巨星样板；第三,她更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标准中国女性的形象,温润、明媚、柔韧,时髦得适度,幽默得恰到好处。更重要的是,在邓丽君的形象里隐藏着一个中国梦,她出身贫寒,最终却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

所以,把邓丽君故事搬上银幕,难度很大,改编者首先要考虑的是怎样破解这个神话,解决“给出一个怎样的邓丽君”这样的重要问题。改编者要在“真实的邓丽君”和“人们愿意看到的邓丽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考虑到邓家人掌控着邓丽君形象的维护,还要在“真实的邓丽君”“人们愿意看到的邓丽君”和“邓家人愿意让人看到的邓丽君”之间再找平衡。

目前可以看到的邓丽君传记,比较真实和客观的,是干立行的《一代歌后邓丽君》、铃木章代的《纯情歌姬》以及日本记者宇畸真和自由作家渡边撰写出版的《邓丽君的真实》。

这三本书里的邓丽君,歌唱生涯辉煌,个人生活惨淡,上世纪80年后期,更是迅速走向凋零。在她人生的最后五年,她已经窘迫到无法承担一首单曲的录制费用了(她和金牛宫唱片公司的合约中规定,唱片制作费用由她承担,然后以版税形式返还)。她的遭遇很有共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华人女明星,都有这样的人生走向。但是我想,在邓家人的掌控以及观众期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可能很难看到这些飘零、这些凋落、这个从丰盈走向荒凉的过程。而这,正是李安所要争取的表达空间和表达尺度。

邓丽君的歌唱生涯有三十多年,从眷村的小班子、台北的夜总会,到日本的大舞台,跨度很大,其间登场的人和事也很多,例如争取琼瑶电影主题曲演唱机会、两次赴日发展、假护照事件,引起轰动；和林青霞等人的友谊、和郭孔丞的失败婚约等等,信息量很大,结构起来难度也特别大。以爱情为主线,会遗漏这些信息；以歌唱生涯为主线,又不够吸引人。不过,也正是如此,邓丽君的故事才格外诱人,以至于让李安都掂量再三,用十年时间去权衡思量。

当然,也可以用在叙事上取巧的方法,拍摄一部角度独特、价值观均衡的邓丽君传记片,例如参考《情比姐妹深》,以两个女人的友谊为主线,来讲述人物生平和时代变迁；或者像《12莲花》,用功能性很强的歌舞场景解决叙事上的麻烦；或者像《毕加索的奇异旅程》《布达佩斯大饭店》那样,用奇幻、幽默的方式来讲述人物生平,这种方式也许可以把邓丽君生平里不够戏剧化、难以掌握分寸的部分化解掉。

不过,只要是李安拍,我们就是放心的,他必然会为她还原“完整的女性人生”,也还原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那个时代既传奇跌宕又枯寒冷寂、既深情厚谊又冷酷无情的一面。而每个时代,其实也都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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