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一幅矿城众生相

【编者按】

10月25日，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由刘浩导演，宋佳、朱亚文主演的电影《诗人》，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将代表华语电影角逐金麒麟奖。

《诗人》海报

电影《诗人》里，宋佳扮演的妻子陈蕙身上穿的毛裤是一个极为动人的元素。北方人看到裤腿多色拼接的毛裤或许很容易产生共鸣，哈尔滨出身的宋佳从小也穿着母亲和阿姨手织的毛裤长大。电影中，毛裤是情欲的象征。也正如主演朱亚文所解释，裤脚口扯下的毛线可以视作二人情感纽带的具象体现，也表现出男主角李五对妻子近乎恋母情结的依赖。

这部以“诗人”为题的电影，男主角写诗，女主角给诗集刻版，却没有出现一行诗句。与完美的贤良妻子相对照，诗人丈夫对生活的想象反而毫无诗意，摆脱矿工身份是他的首要目标。他确实曾经是个文艺青年，从邮局寄出的投稿信，收到的汇款单，诗歌联系着矿城之外的世界。写诗给予他唯一一线挣脱的希望，也就沦为解决现实困境的工具，成为了装腔作势的矫情和表演。

导演刘浩并没有将《诗人》定义为一部爱情片，他说这个煤矿小镇的故事描绘的是一幅众生相。浪漫的另一边，故事背景、人物处境非常写实。电影明确提示了时代背景，前半段讲述1985年前后的故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小平同志的头像，代替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半段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下海、经商、出国、农转非、下岗，矿上几乎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都发生了转变。哪怕一个矿场，上下阶层的割断也是明显的。每个人都极欲摆脱困境往上爬一个台阶，为的只是舒坦的生活。

许多台词极具现实性，如：“不管上下、前后、左右都需要多走动走动。” 从诗人到矿工到农民工，人人钻营有术，却很难让人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批评他们，甚至会感到心有戚戚。工人想当上“喝茶看报打毛衣”的办公室干部，农民想转成正式工留在矿上，能写诗的李五自然也看到了自己的生路，老干部张目就是现成的模板。成为张目，就不用冒着生命危险下矿，就可以迎着掌声踩着地毯，号召年轻人们“不怕吃苦，积累一线经验，吹响冲锋的号角”，即便他最明白其中的虚伪。

但当李五真的成为了张目，他又遭到了时代的戏弄，诗人身份的荣光褪去，厚着脸皮打电话求人，诗人成了穷酸的代名词。改革大潮巨变中，个人命运缥缈。从个体到时代，不仅男女主角的爱情在丈夫的怀疑和自怜中破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被时代倾覆。形而上被踩在脚下，诗人自身的存在变得可笑而尴尬。

贯穿电影始终的是无助、无奈、无力。矿场、家里，设定为偏暗的色调，办公室、皮沙发，带着压抑的权威感。几乎没有音乐，矿山场景里背景是机械声，纺织厂的背景是机械声，更多的时候无声。整部片子的感官氛围是荒凉的悲调。与一些同样讲述转型时代小人物故事、以被抛弃的工业城市为背景的电影相比，《诗人》里没有多少怀旧情绪，只见一种看透的悲凉。它与8年前同样入围了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钢的琴》一样让人心酸，但更偏纯粹的苦涩。

电影中宋佳、朱亚文的表现都很出色，极简的场景中，多数场景都只有两位演员“单独对决”。背景道具极少，工厂门口的标语、办公室挂的画像、家里客厅的海报，比起营造真实细节性，更注重直接传递主旨，传递出舞台剧化文艺片风格。全片几乎单纯靠两两对白推进，给人极为低成本的印象。以至于东京电影节发布会上，本片的制片人解释说，由于整个矿城都是人为搭建的制景，电影预算约为220万美元（约1500万人民币）时，这个数字明显超出了现场媒体人的预估，东京电影节的策展人还感叹“竟达2.5亿日元之多”。

落到结尾，诗人李五的结局虽不一定在现实上合理，却在整部电影的悲凉情绪中成为必然。或者说，结尾的处理并不意在给主人公一个故事性的结局。朱亚文的仰面涕泪，宋佳伏地丈量他的肩膀，都只是象征性、情绪性的释放。挖土机铲倒石砖房，人物渺小的性命也随之化为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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