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留痕迹》:满载松林寒雨

□王文珏

【关键词】圣丹尼斯电影节高分影片

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冬天的骨头》,那种沉默的彪悍,从美国底层生活中惨淡地渗透出来,弥漫得很远。它是一首根本不抒情的诗,在冬日里慢慢叙事,慢慢为艰辛生活找到出口。在那年花哨的群片中,这部寒灰的影片印象惊人。七年后,导演黛布拉携新作《不留痕迹》回到视野。

退伍老兵患有“创后应激症”,妻子去世后,他再也不能融入现代社会。带着女儿汤姆,老兵开始了离群索居,荒山大野的生活——天为棚,地为席,野外作战经验丰富的他把一切生存常识都教给了女儿。巍峨的山林,鸟鸣平静,他们在林间建设一个又一个“营地”,辗转生活,泯灭痕迹,躲避“社会人”。

一个疏失,让警察发现了父女俩的存在。占据“公共空间”是不合法的,13岁的汤姆也早该入学。社会组织提供了农场的住处、工作,安定下来的汤姆第一次有了带顶的房子,壁炉,柔软的床,能放衣物的抽屉。

父女俩的生活并非野人,他们也会囤丙烷炉,会下山买米,保持基本联系。在超市,父亲总会问女儿,想要的还是必要的?巧克力属于想要的,米才是必要的。每次进城,女孩始终在哼的歌曲,淹没在城市的车噪声里,自己都听不见；而在松林间,所有声音清晰绝对,清澈又简单。两种生活的优劣,在移步换景中其义自现。

回归后,女孩开始接触“正常”生活,父亲开始显现焦虑不安:吃他们的住他们的,做他们需要干的活,活他们的生活,他们开始变得和城里人一样。想要而不必要的东西越来越多,一匹玩具小马,一挂看起来不错的项链——焦虑的父亲再一次带女儿逃向山野。

影片一直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徘徊,在荒野生存和现代生活之间,画下一条参差咬合的线。导演没把两种生活制造成对立的美丑、优劣,而是让父女俩在两种生活中各自寻到人类基因里逃避和融入的矛盾元素。对人世的逃避,对沟通的拒绝,对充满侵略性的现代生活的厌恶,集中表现在父亲的身上；而对安定的渴望,对群居生活的依恋,是女儿逐渐强壮的成长,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能。

高山大野间,讨论的是人在自然的艰辛,说的却是人与社会的艰难。群像其实都很正面——围捕的警察提供帮助；农场主为父亲提供工作和住处；再次流浪所至的“流浪者之家”,充满底层生活彼此体恤的温馨。也恰恰是如此的温暖,如此协同的人际链条,依然治愈不了父亲的心理。影片无一处矛盾激化,没有父亲和周边人群、社会单位的冲突,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一次次试图,一次次失败,现代社会的光明像一座密封的灯塔,看得到,进不去。

导演对人物的悲悯,正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无望表达出来的。父亲的绝望是逃避和舍弃,是生活血肉模糊的缺陷,最终凝结成痛苦,投射给每一个观看者。对女儿,他可以舍命相护,但当女儿提出回归社会,他却冷酷地毫不考虑。而谁制造了如此绝望,他承受了何等重创,都没有正面交代。这其实也变成了一种指代——个人的创痛不是某种具象,最痛苦的错误,正是那些难以鉴定、无法避免的罪恶,它甚至与任何个人无关,它只能是社会行动的副产品。而受伤的人们如何治愈,如何归来,是片中展现的步步艰难。

不知为何,这部电影有种与生俱来的深邃。它的安静,松林高耸的沉郁,凉生夜雨的淅沥,雾落烟瘴的冥冥,都在视觉上指向生活里再难意识到的衍伸处。仿佛在远方有一个宁静的楔子,一句无声的终结等待着。那种隐忍后的磨难感,在松涛里获得溶解,在苔藓上获得微凉的抚慰。人们理解着父女相依为命的深情,理解他们日渐分裂的矛盾,也理解着放逐本身的突围和自限。

导演的个人风格还是那么鲜明。人们仿佛能触到《冬天的骨头》中,那种凌冽寒意。这部新片的“片温”稍高,像某种秋雨潺潺的日子,苍绿潮湿。当父女俩在故事的尽头分道扬镳,松林一面是凉雨一面是暖阳,况味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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