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60年的故事：从简单的设备到新技术，为何剪辑师更忙了？

文 | “广电独家”记者 杨哲；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

今年是国产电视剧发展60周年。走过一甲子，越来越多的幕后工种受到关注，每一项都有人深耕于此，有力推动了中国电视剧在新时代焕发新气象。尽管如此，国产电视剧工业化体系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这也体现在后期剪辑上。

国产电视剧尽管诞生自一部直播小戏，但剪辑却是从电影中借鉴发展而来的，毕竟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国产电视剧诞生于1958年。二者尽管在剪辑理念和节奏上有区隔，但相同的是，继编剧、导演之后，剪辑是对作品的三度创作，而且有效促进了影视场景复杂化，增强了视觉冲击力，已经成为影视这一视听综合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剪辑不可见，剪辑师也不可见，这成为业界被隐藏的最大秘密。这个秘密在国产剧60年发展历程中依靠技术和资本的力量一点点被揭开。作为电视剧后期的中心环节，剪辑借助科技的力量，在作业方式、工具及创作理念上实现了较大飞跃；但与此同时，影视产业粗放式增长也深刻影响到剪辑，令剪辑师承受着来自各方的重压。直到今天，剪辑不但没有得到剧组重视，也没能赢得观众关注，更没有获得资本青睐。可以说，剪辑工种在尴尬与压抑中顽强成长。

技术迭代，倒逼剪辑革新

金晔在影视圈摸爬滚打已有20年时间，从文学统筹岗位跨界到剪辑也有15个年头。他先后剪辑过《售楼小姐》《金婚风雨情》《甄嬛传》《芈月传》等二十余部作品，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在圈内外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对于剪辑在这60年中的变化，金晔认为：“技术的更新非常迅猛，像摩尔定律一样，呈几何式增长，倒逼创作上的变化。”

金晔

对于剪辑工具的变迁，中国电影剪辑学会会长、中国一级剪辑师、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剪辑专业教授周新霞的体会更为深刻。从电影入行的周新霞如今已有四十多年剪辑经验，很多“现象级”电视剧如《雷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潜伏》《中国地》《借枪》《猎场》等都出自她之手。

20世纪80年代初，周新霞开始接触剪辑，那时她使用的是手摇式剪辑设备，“在分清楚胶片光面药面的同时，必须用手摇出一秒24格的速度，还要一格格看明白动作的起点和落点，还得把一个反落1000米的胶片卷成卷……师父拿下来的片头片尾要收好了，拿下来的一场场戏要收好了，什么时候用就得立刻拿出来。别看现在说起来很简单，当时做的时候，那可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

今天的剪辑工具已比周新霞的师父那一代进步很多。据周新霞介绍，她原所在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来引进了德国技术的“斯旦贝克”电动剪辑机，那种设备可以很平稳地录出一秒24格，画框也比原来大了很多，令操作更为便捷。两三年以后，计算机问世了，周新霞成为第一个用计算机剪电影的人。

“那个时候很紧张。”周新霞记忆犹新，“那时一块硬盘的容量是80G，一个电影需要用8块硬盘，可是电脑上只能装4块，所以我们只能把一个电影分成两半，先在上面装4块，剪到画面结束关机，带上白手套把这4块硬盘像‘请神\’一样‘请\’下来，再把那4块‘请\’进去，然后再开机剪下面的。现在80G也就是一个U盘的容量，8T的硬盘都有了，数码设备容量扩增一下子让我感觉到了科技的进步。”

周新霞

金晔依旧怀念使用胶片的日子。“那个时候真的是剪接，拿着剪刀剪，拿着透明胶黏接在一起。胶片在手里面的感觉真的很好。”他心里不免有些失落，“现在有了电脑，是很方便快捷，但是少了胶片在手里面摩擦的韵味和质感。”

不过他也认为，技术变得越来越成熟，可以让包括剪辑在内的主创团队把更多精力放在艺术创作上。可以说，技术的发展也改变了剪辑师的工作模式。2000年之前，剪辑师基本上是单兵作战；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拍摄素材大量累积，剪辑形成了团队作战模式，专门设立DIT（数字影像工程师）团队进行素材管理，剪辑分工愈加精细。

不仅是工具，剪辑理念也有变化。周新霞的师父那一代对于时间、空间、动作的胶片剪辑点要求特别严；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内影视圈兴起无技巧剪接，讲求画面淡出淡入；后来就不要技巧了，直接切换；跳切的出现给全球影视制作业带来不一样的叙事方式，不过我国在21世纪初才被国内剪辑师广泛运用到制作当中；而立体叙事的兴起，再次让国内剪辑师接受了国际剪辑观念的洗礼……

与此同时，发生改变的还有剪辑与前期的关系。作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郑汉民从事剪辑工作已有15年时间，先后参与《国家审计》《断刺》《夜奔》《战士》《前任攻略2》《宽恕》等四十余部影视作品的剪辑工作。

在他看来，国内影视剧的后期与前期日益紧密，在流程上历经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前期与后期完全分开，剪辑师等拍摄完毕之后拿到全部素材才开始作业，而且是在导演的指挥下进行；第二阶段是后期适当前置，剪辑师提前进组，边拍边剪，以便补拍镜头；第三阶段是后期前置，即剪辑师在开机之前提前进组，一起研读、讨论剧本，找出剧本的问题。剪辑师从剪辑角度给出意见，甚至很多时候还和摄影师一起参与设计镜头。

郑汉民

对此，金晔颇有感触，在他看来，优秀的剪辑师作为一个旁观者，可以把直观感受告诉导演，为导演拾遗补缺，为他提供一个比较清醒的参考意见。

3D、VR等视觉效果新技术的兴起，让剪辑与前期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有前瞻意识的剪辑师会提前投入精力了解这些新技术，这是大家协同作战的一个过程。”金晔指出，“与网友互动的影视项目也给影视剧剪辑带来了一些新变化。”

可以说，围绕后期与前期关系的变化，剪辑师完成了从操作员到创作者身份的转变，但这种转变与参与程度的深浅却取决于制作人、导演对剪辑的重视程度。

作用显著，地位和稿酬尴尬

影视行业与资本高度融合，成为中国文娱产业发展中的新特点。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剪辑自然不能避开其影响。不过对于优秀剪辑师以及剪辑工种而言，资本的亲和性显然是不一样的。

周新霞说：“我挺感谢资本介入的。”在她眼中，过去是厂长制，后来是导演中心制，剪辑师与导演共同从事的项目根本分不出来到底是谁的贡献。“看不见的剪辑才是好剪辑，观众都以为是导演在剪片子，没有人知道剪辑师。”周新霞指出，“资本介入后，那些制片人突然觉得剪辑很重要，他们必须找到真正给他们解决问题的人。”

其实，大部分问题也还是由资本引起的。资本的涌入带动了影视行业粗放式增长，导演、演员、拍摄、特效等问题一并压到后期剪辑来解决，这种情况在这些年越演越烈。金晔就补过这样的漏洞。有一部剧的拍摄和剪辑出了问题，他被请去补救。在看了剧本和素材以后，他重新作了结构调整，换了一种讲故事的方式，避免了之前凌乱无序的叙事方式，从而可以让观众产生较强的代入感。

“剪辑师像什么？像炒菜的师傅。拍摄的素材是各种各样的食材，如何炒在一起，师傅挑选、搭配以及把握火候的功力很重要。有时候食材挺好，有时候食材不新鲜，有时候师傅不那么用心或者专业度不够，把菜炒糊了……那么我们再重新仔细挑选或者用别的方式，如把清炖改成辣炒或者爆炒，加一点调料处理一下，让这盘菜得以面世。”不过金晔也承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前期拍摄已经完成，剧组解散了，但缺关键镜头，剪辑师也无力回天。”

除了这种较为糟糕的情况，价值观取向也是剪辑师决定是否挽救影视剧项目的重要衡量因素之一。被誉为“剪辑医生”的周新霞就常遭遇一些棘手情况。“去年有一部剧来找我，我没接。尽管我也能剪，而且一定比现在好看，不过救了也没用，因为里面的价值观和呈现出来的审美取向低劣，没有挽救的意义。”她认为电视剧虽然是商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文化属性，“这个属性不能太差。我不是所有项目都修。”

“今年修的就很有意思。”周新霞在分析剧本后发现，剧中原主人公传达的内容没有太大文化价值，而配角传达的内容更有意思，所以她就把配角变成主角，把主角弱化，用配角来引领故事发展。

“通常大家都以为只要把导演拍摄的镜头按照剧本情节编起来就算完成了，那仅仅是最基础的工作。”周新霞谈起对剪辑的界定，“剪辑是剪辑师在对剧本及人物关系认知、对人文认知基础上的再创造。剪辑师必须要有眼力挖掘出有分量、有价值的东西，让它闪光，戏才算是出来了。”

凭借这样的眼界和高度，六十多岁的周新霞手里的项目源源不断，从今年春节到现在，她已经完成了一部50集电视剧、一部动画电影和一部电影的剪辑，之后还有电影和电视剧等待她再创作。“我特别想有休息的时间！”周新霞的工作状态印证了金晔的看法：“现在国产剧产量很大，人才稀缺，大家都在抢。”

尽管业界和剧组已经慢慢认识到优秀剪辑师的重要性，“金鸡奖”在取消最佳剪辑奖14年后再恢复也让许多剪辑师重拾对这个工种信心，但郑汉民认为：“还是不够彻底，没有到达它应有的位置。”

在郑汉民看来，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导演应该放手让剪辑师去剪，肯舍弃那些对影视呈现没用的镜头，而往往那些应剪掉的镜头拍摄不易或花费较大，被他们保留了下来，伤害了最终的呈现效果；其次，特效的发展使业界过高估计了后期剪辑的魔力，剧组往往把前期拍好的素材直接扔给后期，让其限期完成，剪辑师不仅成为救火队员，还要疯狂加班，实在虐人；再次，剪辑师的地位比以前好一些，但和其他工种如编剧、摄影、美术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不少剪辑师呼吁剧组提高对剪辑工种的尊重；最后，剪辑师的待遇应该与其价值划等号，而目前他们的待遇普遍偏低，就连金晔也称自己的待遇一般。

“剪辑师的稿酬应该和他对项目的贡献有联系，不过目前剪辑师的贡献和稿酬却没有成正比。”周新霞认为，只有项目卖不出去，经过剪辑之后又有了市场，才凸显出剪辑师的价值和重要性，但即使如此，片方给的稿酬也并不让人满意，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在我心里堵了很多年，已经麻木了。”

究其原因，“在影视项目大盘子里，后期制作占总投资的比例很少。可怕的是，未来可能将越来越少。”郑汉民指出，“不要再去讲剧本、演员很牛，先看看制作吧！制作精良的项目，后期剪辑太重要了。可很多剧连最基本的都做不到，太粗糙了。”

吃“青春饭”？暴露人才缺口

剪辑行业资深专家的待遇尚且如此，刚入行的新人待遇之差可想而知。稿酬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迫使很多剪辑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就转行。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专业从1999年开始招收剪辑方向的学生，但他们虽然学了剪辑，却没人愿意去从事剪辑工作，这成为郑汉民比较苦恼的问题。

“毕业了这么多届学生，最后真正做剪辑工作的，一只手就能数过来，而且都不是做得特别好。”前几年，有一次上课时，郑汉民对班上三十多个学生做了个小调查，请将来要去做剪辑师的举手，结局比较悲凉，“没有一个人！一点儿都不夸张。现在是人人都想做导演的时代。”

的确，作为幕后工种，剪辑师不被关注。就连周新霞当初从演员转做剪辑师之际，这也成为她当时考量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周新霞还是一猛子扎了下去，尽管从事剪辑工作的四十多年很辛苦，几乎没有真正享受过休息的时候，不过她认为，“改行是我人生中做对了的一件大事，一点儿没有后悔。目前圈内人还没有认识到剪辑的功效，一旦认识到了，剪辑一定会在大家的视线里，因为它处在影视创作的重要关卡上。”在她看来，“创作以后，即使有压力，也是快乐的。”

这种快乐也在金晔身上得到了展现。“剪片子非常有意思，在比较安静的个人世界里能够有自己的想法，有创造力，不受干扰。我也爱琢磨，摸索各种各样的处理……”

自由，是剪辑相对于其他工种的优势，也是郑汉民选择这份职业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这方便他更好地照顾家人；另一方面，只有面对素材时，他才能安安静静地投入到创作中去。

据郑汉民介绍，由于资本的作用，剪辑师正在脱离以往的单一性，在与不同部门和人员打交道时不断加强技能，从而成为懂剪辑、会调色、能合成、了解特效的多面手。“具备这样的技能之后，更有利于剪辑师立足，从而能够更纯粹地去做剪辑师的工作。”

从事剪辑工作的人能否在这个领域坚守下去，一要看人的性格，二要看对创作的追求，三要看是否得到了快乐。周新霞曾有学生驻扎摄制组但却坚持不住，躲到厕所哭着给她打电话。周新霞问他：“给工资不？”“给。”“吃得饱饭吗？”“吃得饱，还挺好的。”“死的了人吗？”“死不了。”“坚持下去，一定是另一片天地。”那个学生坚持下来了，有了一定的成绩。坚持是成为一名剪辑师的必由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三位剪辑师都提到了学习对于剪辑师的重要性。周新霞认为：“新的东西不断出现，影视业一直在发展，技巧一直在变化，剪辑师怎么把握住新潮、现代的叙事技法？这就需要永远跟着学习，跑步跟着学。”与周新霞和郑汉民产学结合深造自己的方式不同，金晔是在做项目的过程中不断回炉、沉淀自己。他认为，“技术革新和观众审美品位的提高，需要剪辑师加强自我修养，增加阅读量和看片量，看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只有我们不停地汲取营养，才能带动产业上的革新，包括手段上的变化、艺术上的提高。”

但对于日常高强度作业的年轻剪辑师来说，学习似乎增加了其身心负担。这在无形中成了某种职业壁垒：随着脑力和体力日益消减，剪辑师这个职业似乎成了“青春饭”。

“这是不应该的。”在郑汉民看来，这还得归结于后期投入太少，剪辑师只能加大工作强度。只有影视产业大环境改变了，才能完成对剪辑的救赎。“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去做剪辑师。”

与郑汉民的情况不同，周新霞常在导演系研修班碰到一些过去的学生，因为他们遇到了发展瓶颈，需要回来深造。周新霞坦陈：“剪辑是需要文化、修养的，必须要去补充。要么去学校补充，要么自己想办法补充，但是一定得充电，要不然这活儿你是干不下去的。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了剪辑的技术含量和文化艺术含量，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

（杨哲，“广电独家”记者，致力于网络视听内容及新媒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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