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英格玛伯格曼的百年诞辰,英格玛伯格曼基金会与瑞典电影学会联合开启伯格曼百年作品全球巡展,先后周游伦敦、纽约、北京等世界级都会,最近出现在上海国际电影节。
伯格曼虽然被公认为大师的大师,但从1982年就宣布息影了,此后20余年直至离世,除了2002年创作的返场谢幕之作《萨拉邦德》外再无院线作品,一直处于退隐状态,普通观众对伯格曼的印象恐怕仅停留在李安声称是伯格曼的《处女泉》夺走了他的“童贞”,并在多年后与伯格曼会面时情难自禁的哭倒在伯格曼怀里。
《处女泉》也在这次伯格曼巡展片单中,许多观众心想,李安都感动了,那我看了不得哭得像个两百斤的孩子,必须感受一下。于是《处女泉》一票难求。影评人桃桃老师曾说过“伯格曼的作品不在影院看不是特别能看下去”,其实对普通观众来说,在电影院也很难坚持下去,毕竟伯格曼简约的影像风格、个人色彩浓重的意识流叙事以及深奥的宗教内涵都不算符合公众的观影偏好。
因为市面上大量流水线批量生产的烈火烹调的商业片,一次次短促有效、平快直接的刺激,导致味觉渐渐迟钝,突然品尝能感受到食材本身鲜味的菜肴反而不适口。在纪录片《打扰伯格曼》中,伍迪艾伦、马丁斯科塞斯、李安、科波拉、张艺谋、北野武等名导悉数出镜,倾诉伯格曼对自己创作生涯的巨大影响,李安曾说,“若是没有这些伟大的电影,我将只会满足于讲一个好故事,满足于让人们哭哭笑笑”,所以第一次看伯格曼就心生喜爱的观众不简单,有当大师的根骨。
伯格曼的电影常讨论宗教、生死、灵肉,这或许源于他的家庭,他出生于瑞典第四大城市乌普萨拉,父亲是当地基督新教路德宗的牧师,经常用自行车带着伯格曼去厄普兰地区的乡村教堂布道。
实际上伯格曼父亲性格极端,非常焦虑易怒,总是以“上帝的名义”用各种手段惩罚伯格曼兄妹三人,包括但不限于断食、关禁闭、强迫穿女装等侮辱性惩罚,尤其喜欢小皮鞭柔中带刚,在伯格曼的自传《魔灯》中,他就有写在父亲残暴的鞭打后,哥哥的背上留下斑斑血痕。结束惩罚,兄妹还需亲吻父亲的手背乞求原谅。
伯格曼与哥哥、妹妹的关系也很古怪,哥哥染上猩红热,伯格曼祈祷他就此死去,甚至曾将煤油灯放在哥哥的床边,希望油灯燃尽后能烧着被子。伯格曼与哥哥达成和解是在妹妹出生后,二人曾谋划如何杀死妹妹。
伯格曼母亲的形象也很反复无常,《魔灯》中有一段,伯格曼“想去拥抱和亲吻她,但她推开了我,并扇了我一个耳光”。所以在伯格曼的《假面》《秋日奏鸣曲》等电影中,常会有暴躁冷酷的家长形象和家庭关系破裂的桥段。
一面得忍受父亲森严的教条和管制,一面又需要与兄妹争夺父母的宠爱,在堪比《甄嬛传》的家庭氛围中生活了十九年,钮钴禄伯格曼终于在1937年无法忍受父亲的强权,离家出走一别数年。
伍迪艾伦感叹伯格曼“在这种成长背景下,人不得不成为天才。否则只能沦为疯子,被囚禁在四面遍布加厚防护垫的小屋里痴痴傻笑”。
离家后,伯格曼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攻读文学和艺术史,在这里阅读了大量莎士比亚、斯特林堡等剧作名家的作品,毕业后成为哈尔斯林堡城市剧院的职业导演,正式开启创作生涯。
刚毕业的伯格曼仅用两年就让处在破产边缘的哈尔斯林堡城市剧院步入盈利轨道,随后伯格曼转战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在当地历史最悠久的话剧院担任导演和舞台主任,在马尔默城市剧院开启了长达六年的“伯格曼时代”。
伯格曼自传《魔灯》的中文推介词是“诚恳告白一个乡间年轻人如何成为艺术大师”,这种地摊成功学一样的文风听听就行,别动真情,比如马云老师说此生最后悔的是创立阿里,假设你在场就得立刻明白这是成功人士专属的矫情,真要凑上去安慰马云“别太难过,咱下辈子注意”那就太不懂事了,伍迪艾伦就看的比较透,他评价伯格曼,“他是一个天才,而我不是。天才是无法学习的,否则其魔术就能延续了”。
伯格曼一生共创作62部电影、超170场话剧,如果不是1976年令伯格曼遭受重创的偷税事件,恐怕产量会更大。那年正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剧院排练斯特林堡的《死亡之舞》时,被便衣警察以偷税漏税为名当场铐走了,伯格曼在这个事件上受到很大打击,他遭受的耻辱导致他神经崩溃,最终因忧郁症入院接受治疗,虽然最后指控被取消,伯格曼还是选择远离瑞典、远遁慕尼黑。
尽管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与许多政治界、电影界大人物再三请求,伯格曼还是发誓再也不在瑞典工作。他关闭了他自己在法罗岛上的工作室,停止了两部正在进行的电影拍摄计划。瑞典电影学院的校长哈利舒恩估算伯格曼的离去让瑞典电影业面临约一千万克朗的损失以及丧失了数以百计的工作机会。
逃离家庭、逃离母国是伯格曼人生中的两次转折点,但他的肉身是逃离,灵魂却困守在原地,尤其是原生家庭对伯格曼的影响太深刻了,伯格曼受基因驱使一点点成为父亲的翻版,复制同样不幸的家庭。
伯格曼共有五任妻子,他与最后一任妻子也是他的最后一任御用女演员丽芙乌曼相差26岁,两个人互相成就,完成《假面》《呼喊与细语》《婚姻生活》等佳作,但乌曼无法忍受伯格曼对她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冷战、厮打、互相折磨,乌曼想要逃离,而伯格曼表现出如他父亲一般旺盛的控制欲,在拍摄《羞耻》时,伯格曼让衣衫单薄的乌曼在冬季的波罗的海上长时间飘荡以此折磨她。
晚年的伯格曼隐居在法罗岛,纪录片《伯格曼的小岛》中曾有记述无数世界名导求见伯格曼但纷纷被拒,包括伍迪艾伦、索科洛夫和持续给伯格曼写信的拉斯冯提尔,法罗岛的居民们也心照不宣的隐藏伯格曼的住址,无数朝圣的影迷无功而返。
伯格曼在法罗岛的二十年,渐渐与过去的一切和解,他与母国早早的和解,又回到瑞典主持皇家剧院的工作。他重组乌曼和约瑟夫森原班人马,拍摄《萨拉邦德》接续三十年前的《婚姻生活》,借由玛丽安与约翰时隔三十年的重逢了结与乌曼的遗憾。在《魔灯》中,伯格曼自述,当他晚年重温《野草莓》,才意识到这部电影是对昔日自己离家出走数年的懊悔。
伯格曼晚期作品题材由宗教渐渐转向家庭,从《芬妮与亚历山大》《卡琳的面孔》《萨拉邦德》都能看出他不再执着于追索天堂景象和善恶之道,开始留恋人间的平凡温暖,如今他已从痛苦中脱身,长眠法罗岛。
文|阿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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