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中的黄浦江和苏州河叙事

水源和文明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四大文明古国都依河而生。即使到了现当代，河流依然会影响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精神气质。黄浦江和苏州河两条重要河流在上海市内蜿蜒而过，因河流产生的城市文化说不尽、道不完。

“黄浦江可以说是早期上海的边界，这条边界撑起了上海的门面，有点像一个“主外”的父亲。而苏州河则与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是上海的血脉，扮演着一个“主内”的母亲的角色。”5月22日，“海纳百川 文化之申”上海城市符号与城市精神——上海市民修身系列讲座第二讲在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报告厅开讲，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程波以“上海电影中的江河叙事”为题，讲述了黄浦江、苏州河与上海文化的关系。

程波

“苏州河”与市民叙事

程波谈到，苏州河在上海的发展和城市空间的建构上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其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也在不同历史阶段与题材类型的影像书写中发展变化。而黄浦江对上海城市空间形成与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则主要在于近现代，并且逐渐成为上海现代主流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代表，在上海城市文化结构中扮演了“父亲”的角色。上海电影当中的江河叙事，主要是从苏州河、黄浦江这两个角度来进行电影的空间呈现以及和讲故事之间的关系。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浦江边密布各国租界，是远东闻名的“万国建筑博览会”，苏州河则与普通人的生活关系更为密切，沿苏州河两岸，是百姓的日常生活。

上海纺织印染工业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上海的支柱产业，甚至持续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纺织印染工业依赖水源又污染巨大，当时苏州河沿岸，就是纱厂聚集地。纺织工业的集中造成大量工人聚集，在苏州河沿岸形成大量棚户区，进而形成除了工业污染之外的生活污染。

苏州河作为上海的母亲河，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债前行。这段历史，在影像作品中也有反映。1937年，赵丹主演的《十字街头》就反映了苏州河边，知识青年与纱厂女工的一段故事，片中的一部分工厂场景是实景拍摄的，当时的纱厂和苏州河都被收入镜头中，“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对这个城市，对这个世界认知和感受上迷茫的状态，以及在迷茫之后如何找到正确方向的故事。”

在日军侵华进入上海之后，不仅非租界，苏州河以北虹口的公共租界也成了日占领区。不仅是苏北移民和底层市民聚居的闸北在空间上是传统的“下只角”，整个苏州河以北也成了动荡、不安全的空间符号，此岸与对岸，在很长时间里成了以苏州河区分开来的这个城市不同社会和文化心理空间。

日军侵略上海时期，苏州河变成主权的边界，甚至是生死的边界，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就是发生在苏州河边的壮举。1970年代，台湾导演丁善玺就曾拍过《八百壮士》，林青霞饰演冒着生命危险给守军送物资的女童子军杨惠敏。2008年，上影厂导演李欣拍过《对岸的战争》，从孩子的视角看苏州河对岸的战火。

1980年代，导演们开始探索苏州河与沿河而居的市民生活状态之间的关系。1984年上影厂出品、白沉执导的《大桥下面》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大桥下面》讲述了上海青年修车匠高志华和小裁缝秦楠之间的爱情故事，其中涉及到的个体户、插队落户、出国潮等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集中折射。电影中多次出现的苏州河，不断变化的视觉角度与河水本身动态结合在一起，成为从历史中走向现实的个体现实映照。

到了新世纪，新生代导演开始探索表达更为个人视角的“苏州河”。2000年上映的《苏州河》中，第六代导演娄烨以自己的情感体验来表达他们对苏州河两岸空间的自我理解。影片中采用了幻想与真实交错的处理方式。“也说明年轻导演在体验或者感受城市空间的时候，有了一种跟前人不同的感受。娄烨并不是上海人，但是他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感受，其实是非常独特的。”程波说。

老上海地图

“黄浦江”与城市国家叙事

与苏州河的市民气质不同，黄浦江更多与主流文化、国家意志结合起来。程波认为，黄浦江最早呈现出的状态，其实是“现代化的焦虑感”，“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往往会让自己处在一种矛盾当中，又想赶上现代化的脚步，又担心现代化改变了我的文化或者生活习惯，或者是心理状态，就产生了焦虑。”

上海开埠之后一直处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其中有现代化的一面，但相应也有现代化焦虑的一面，比如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带来的矛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就是将黄浦江作为一个现代化焦虑的符号，承载左翼的思想。

程波以赵丹、周璇主演的《马路天使》为例，“《马路天使》第一个镜头就和黄浦江有关。镜头从一个摩天大楼的顶端往下摇，看到黄浦江，经过地平线摇到底下，这样空间上下分层，隐喻的是社会阶层的分层。《马路天使》讲的就是一群生活在底层的人所面临的这样一种问题，通过他们面临的问题，以小见大地呈现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中，这种隐喻也很明显，其中有一段内容，用对比的方式把一群底层女工唱宣传歌曲的场景和黄浦江繁华的城市景观做了一个对比，“这可能是中国电影银幕第一部有屏幕分割的关系。形成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对比关系。”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黄浦江的影像表达更多成为国家意志的载体。1959年，十七年时期的电影《黄浦江的故事》从光绪年间讲到新中国成立。影片结尾，解放后黄浦江边的船厂造出了万吨巨轮，做了一辈子船厂工人的常桂山，在新中国终于实现了自己一生梦想。

“与之前的焦虑不同，这一时期的电影呈现了对黄浦江的积极理解。城市化进程在这里表现为高昂的情绪、积极的态度。”程波说。

到了新世纪，银幕上对于黄浦江的表达，也开始呈现更为个人化的特质，个体情感与诗意表达成了导演们着力表达的内容。

2010年王全安导演的《团圆》，讲述一个台湾老兵在上海的寻根之旅。台湾老兵回到上海寻亲，却发现曾经的妻子已经重组家庭，“其中涉及很多两岸离合关系，归来和离去，都是通过黄浦江这个场景来呈现的。”

柏林银熊奖获奖影片《长江图》虽然不是直接与黄浦江有关，但是涉及到了一部分的黄浦江，“它与大都市或者现代性无关，是作为个体的人追溯精神源头的起点。”

“在上海的影像呈现中，相对于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地理坐标意义的上海标志性建筑所结构的空间，苏州河与黄浦江的影像表达更为自然地诠释了上海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因河而兴，通江贯海的精神气质。”程波认为，苏州河与黄浦江为电影带来了河流叙事的表达，然而，影像之外的真实生活更为重要，“上阶层的划分也好，河两岸文化的差异也好，或者作为边界也好，都需要沟通来打破。套用父亲主外、母亲主内的说法的话，其实是让上海这个大家庭，在苏州河与黄浦江和谐发展的关系当中，逐渐走向更加幸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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