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读攻读》：讲点高雅文学的周边事儿

□本报记者 徐敏

读到一本精彩的文学评论书籍，甚至比阅读作品本身还要有趣。学者、译者、随笔作家，也是南京大学英文系副教授但汉松的一本《以读攻读》，就是这样一本深藏智性的文学评论集。

本书收录了汉松十年来的三十篇文学评论与随笔，发轫于作者的读，最终复归于读者的读。从英美文学到电影戏剧，再到当代中国小说，作者时而像医生，把小说和作家曝光在通亮的手术灯下；有时又像遥远部落里的巫者，召唤出蛰伏在文本最深处的幽灵。

退下神坛的“凡人”莎士比亚

在西方文学界，莎士比亚是属于神一样存在的作家。

但凡位列仙班的神祗，多半是不习惯人们用昵称来称呼的。早在莎翁去世后十六年，年轻的诗人弥尔顿就毕恭毕敬地管这位斯特拉福镇乡绅叫“男缪斯”了。后来，莎翁就被后代的文学家们抬进了神殿，尽管也会偶尔有人批评这位英国佬语言粗鄙，但已经很少有人将他与凡夫俗子等而视之。时至今日，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更是放言，文学在莎士比亚那里就算是到头了。要不然，干脆套用《哈姆雷特》里的一句话：西方正点啊，汝的名字叫威廉！

正因为莎士比亚这三四百年的尊神地位实在骇人，斯蒂芬·格林布兰特这本《俗世威尔》的标题才显得有些吊轨。但汉松解读这本把莎士比亚的乳名当做标题的传记，认为这位新历史主义学派泰斗似乎想提醒我们，传主也乃人间父母生养，也曾经寄居于一具尘土肉身。就如书的副标题开宗明义指出的那样，作者旨在回答：莎士比亚是如何变成莎士比亚的。

最见作者研究功力的，无疑是一直以来人们所知最少的——莎士比亚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俗世威尔》一直试图向读者证明，哪怕是儿时学习拉丁字母的图书，或是骑在父亲脖子上远眺过的民间神秘剧，都在冥冥中熏陶着小威尔走向戏剧道路。而作为庸才和酒鬼的父亲，则在少年心里早早投射下了对身份的焦灼和渴望。这些埋在潜意识里的动因，又直接影响了莎士比亚日后对俗世名利的矛盾情感。

比如，他可以在剧本中尖刻地讥笑贵族的虚伪矫饰，却又买通纹章局，用美化家族谱系的办法把自己从戏子擢升为乡绅；他在《威尼斯商人》里无情嘲讽犹太放贷者，而自己退休前却热衷于置业投资，并曾为了三十五先令十便士欠款将邻居告上法庭。早早就奉子成婚的莎士比亚对糟糠之妻似乎毫无爱意可言。他日后深情款款地为疑似同性情人和匿名女士写下多首十四行诗，却没有哪怕一个字母献给自己小镇上的老婆。除了死后遗嘱上那张著名的“第二好的床”。格林布兰特甚至推测，威尔自拟的墓志铭上之所以要对盗墓者下狠毒的诅咒，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将来与妻子合葬。当然，这些都顺理成章地解释了为什么莎剧中缺少对长久爱情和婚姻生活的讴歌。

这些不得不算是不太了解莎士比亚的读者们，所听到的震撼八卦。

西方读者为何不喜余华的《兄弟》

当年，余华的《兄弟》英文版在美国发行时，《纽约时报》特意做了一个中国新书的专号，其中《兄弟》的评介占据了整个版面，可见余华在海外的影响力。余华在海外宣传这本书时但汉松曾经在现场，所以《以读攻读》中有一篇文学评论，但汉松剖析了西方读者眼中的《兄弟》

《兄弟》在《许三观卖血记》之后十年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余华调侃这十年他因为没有长篇而被文学批评界担心江郎才尽，而这本“社会小说”在出版前又因为对当下现实讽刺过于尖锐，一度有封杀的传闻流出。在海外出版发行时，余华被国外记者追问最多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本书可以在中国出版？余华的回答也比较巧妙。他说，这本书并没有丑化中国、中国人，反而让中国读者懂得，现在的中国已经如何从中世纪急速过渡到了“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这种题材的敏感性，在余华的叙述中成了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一个切入点，也成了他接受外媒采访时反复谈论的主题。

然而，《兄弟》（下）却在西方媒体界遭到了毁誉参半的评价。他们认为，余华讲述的这些怪诞事其实是在中国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就能见识的，读者对作家这种“二道贩子”式的重述，很可能全然失去了新鲜感。这样的小说固然看起来颇有几分“现实”，却让人疑惑这些对日常经验的再现有任何超越性的意义，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陌生化”的失效。另外，从小说技术层面来看，《兄弟》（下）因为铺得太开导致节奏太快，而全景式描写余华显然并不擅长。于是，过多、过杂的白描式叙事造成了小说结构的坍塌，导致读者的主观感受就是不如上部那么上瘾，太拖沓，人物很空洞，叙事太杂乱。感觉作者似乎想写一个当代中国社会的“清明上河图”，却处处看不真切，情节也不诱人。

虽然《兄弟》译成外语之后陆续在法国等地获奖，一些海外评论甚至将余华的这部作品和拉伯雷、狄更斯、海明威等人的作品相提并论，但《纽约时报》给《兄弟》的仍然是较差的评价。美国书评人说《兄弟》的结尾不忍卒读，进而质疑西方读者是否真的能够跨越英译中国小说的文化障碍。

遗憾的是，数年过去了，余华本人一直拒绝认同这些对《兄弟》的负面评价。《色·戒》的色解：王佳芝赢了

早在电影《色·戒》的未删节版流出之前，关于这部电影中情色场景的争论就在知识界吵翻了天。在李安那里，那三场令人血脉喷张的床戏是这部电影的精华所在，他曾不无自诩地说这三场戏拍了一个多星期。但汉松看后心服口服，他认为，这绝不是电影营销的皮肉噱头，而是构成了李安对张爱玲那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的电影再造的核心。李安从凝练到极致的原著留白中，读出了身体政治和家国政治的碰撞。

但汉松认为，这三场床戏之后，实际上是王佳芝逆转了男人对女人的征服。张爱玲的原著中的确出现了“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这句话，但如果认为这就诠释了易先生征服王佳芝的原因，未免结论太过草率。其实，这句话本是张爱玲引自辜鸿铭的一句谬谈，本身也有反讽用意。在李安的电影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与其说是易先生征服了王佳芝的内心，还不如说是易先生通往内心的通道被打开。这个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正是易先生主动提出要给王佳芝买钻石之时。

但为什么钻石最终会打动王佳芝，以至于让她在刺杀即将得手时，向易先生说了句通风报信的“快走”呢？必须承认，世界上的大多数女人都是喜欢钻石的，这种天性本身无可厚非。易先生舍不得给自己的夫人买大钻戒，却慷慨地要给王佳芝买这个奢侈品做纪念，这与其说是财富的炫耀，还不如说是一个情事的见证，证明了王佳芝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当王佳芝想把戒指摘下来时，易先生无比怜爱地说了句“戴着它，没事，有我在。”而在张爱玲的笔下则是这么描写的：“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易先生是不是真的爱王佳芝，恐怕连张爱玲自己都不知道。但至少在那一刹那，在转瞬即逝的百分之一秒，王佳芝有了一种被爱的感觉。她脱口而出的“快走”，也许事后被证明是愚蠢的错误，但那一刻王佳芝是充满人性的。

王佳芝首先是一个女性，然后才是一个为革命服务的刺客。这百分之一秒的意乱情迷，说到底还是回归到了人性这个永恒的话题。所以无论是张爱玲还是李安，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作为女人的王佳芝，而不仅仅是一个爱国者。“封街了，封街了”的哨子声，就是张爱玲对王佳芝那百分之一秒错爱的最后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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