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乐队》：情怀和笑料齐飞套路与空想并存

《缝纫机乐队》集合了大鹏、乔杉、娜扎、李鸿其等一众明星，讲述了一群摇滚爱好者帮小镇集安重拾音乐梦想的故事。

9月29日上映的《缝纫机乐队》是大鹏董成鹏导演的第二部电影，自从一年多前他在微博发出一张自己高中时期的照片并印上“缝纫机乐队”几个字宣布影片立项以来，影迷们就对这部有点自传性质的电影充满了好奇。

1982年出生在吉林省集安市的大鹏，身上带有非常明显的“小镇青年”特质：聪明、坚韧，忠于梦想。他起步于《大鹏嘚吧嘚》这档网络脱口秀节目，被赵本山赏识后成为其弟子，然后通过将德国的一部喜剧片《屌丝女士》成功地本土化为《屌丝男士》而走红于网络。2015年他靠着《煎饼侠》11.59亿元的傲人票房成绩成功进入华语导演“十亿元”俱乐部。

《缝纫机乐队》讲的是小镇青年胡亮为守护家乡集安的一座摇滚公园，高薪请来音乐经纪人程宫在小镇筹办演唱会，程宫找来了鼓手炸药、贝斯手丁建国、吉他手杨双树等一众怪咖组建了“缝纫机乐队”。正当他们信心满满准备演出时，一名房地产大亨为了尽快拆除摇滚公园，出高价迫使程宫取消演出，一行人不得不开始面对摇滚梦想和现实诱惑的艰难选择。

不难看出，《缝纫机乐队》和大鹏的前作《煎饼侠》在故事架构上有着很高的相似度，只不过一个讲的是组乐队，另一个讲的是拍电影，套路其实都差不多：先集齐一帮落寞的、看起来极其不靠谱的怪咖，然后在完成梦想的过程中遭遇各种阻挠，在这个过程中植入各种各样的笑料，最后笑中带泪地让大家实现梦想，故事就可以在一首非常有情怀的歌曲里收尾。虽然周星驰早在16年前的《少林足球》中就玩过这种套路，但众多从业者还是乐此不疲地步其后尘，用“情怀”和“梦想”等关键词编写剧本，再用与流行趋势紧密结合的明星和笑料吸引影迷买票。

《煎饼侠》能让大鹏一下子成为“名导”，除了片中密集的笑点和港乐情怀外，最值得称道的是他虽然拉来了包括邓超、柳岩在内的一众大明星，却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在电影里做回自己：邓超在电影里就是那个逗比搞笑的邓超，柳岩就是那个苦恼于被人指责靠胸上位的柳岩，大鹏将演员的个人形象与银幕身份重叠，让影迷体验到了一种观看真人秀般的代入感，才造就了《煎饼侠》的非同寻常。

在《缝纫机乐队》里，大鹏选用了另一种让影迷有代入感的方式：他把电影的背景选在了自己的家乡集安，构建了一个以集安为意象的乌托邦世界———“摇滚之城”。为了协助大鹏拍摄这部电影，集安市还专门建起了一座高达22米的大吉他雕塑，作为电影中摇滚公园的地标性建筑，为名导大鹏的摇滚“情怀”添砖加瓦。这是大鹏的高明之处。他把电影的背景搬到了真实存在的、自己的故乡集安，然后植入自己年轻时的梦想，期待影片能获得更多小镇青年的情感共鸣。

遗憾的是，虽然故事的背景是真实的，但推动故事发展的诸多细节却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空洞想象。影片里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摇滚梦”，所有角色从头到尾都在高喊要“捍卫摇滚”，但无论是坚持梦想的动机还是情感转变都缺乏基本的细节铺垫。如说小女孩练跆拳道的妈妈看了一个视频后态度就180度大转变，从强烈反对到强烈支持女儿玩摇滚；譬如说丁建国的父亲，刚开始还一门心思斥巨资要把摇滚公园夷为平地，几分钟后又热血澎湃地支持女儿的摇滚事业……诸如此类没有铺垫的细节架空了故事结构，而不断出现的笑料和演员略显浮夸的表演，也稀释了摇滚乐爱好者本应具备的反叛精神。摇滚，在电影里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细节的缺位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主创人员创作态度的敷衍。

大鹏发迹于网络，他能精准把握长年浸染于网络的这一代年轻观众的笑点，包袱什么时候抖、怎么抖，才能最大程度地逗乐观众，对他来说早已轻车熟路。虽然作为商业喜剧片来说，这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但一部优秀电影最核心的还是故事。《缝纫机乐队》很“心机”地构建了一个亦虚亦实的摇滚小镇，但故事结构太过套路化，很多桥段过于空洞，角色情感也缺乏支撑点，大鹏所做的只是不断地往套路里塞进还算不错的笑料和有点过时的情怀。虽然这样做足以让《缝纫机乐队》在热闹非凡的国庆档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但对于首部作品一鸣惊人的大鹏来说，创作热情在第二部电影中迅速退潮而致使作品中呈现出满满套路，肯定不是件好事。

记者高磊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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