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与文学，镜头与笔的交响

岩井俊二

伍迪·艾伦

李沧东杜拉斯

在华语影视界外，有一种电影叫作家电影

在华语影视界，不乏能写善道的文学高手。在华语世界外，电影与文学彼此滋养、纠缠难分、交融互惠的例子，也不少见。有的导演直接就有小说家的本事，本身就是写故事的高手，比如纽约导演伍迪·艾伦。自1950年代起，伍迪·艾伦为美国电视节目和出版物写短篇笑话。1960年代起，他成为《纽约客》《新共和》《纽约时报》等报刊杂志独树一帜的撰稿人。

日本的岩井俊二，青春电影风靡亚洲，是亚洲无数影迷“少女心”的起搏器。他的电影，几乎全部都是他自己先写小说，才改编拍成电影。在韩国，文艺片大师李沧东，其执导的电影《诗》赢得影迷普遍赞誉，被认为“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残酷，画面又是东方的诗意”。能为一部电影起这么文学化的名字，正是源于李沧东的作家身份。被誉为“作家导演”的李沧东，1992年获得韩国日报的创作文学奖。

伍迪·艾伦另类导演，曾得过短篇小说奖

（推荐阅读：伍迪·艾伦《门萨的娼妓》）

电影导演伍迪·艾伦，是美国电影圈的异数。他的电影获奖无数，其中包括4项奥斯卡奖。这些都不是最稀罕的。关键在于，他的电影以及他本人，带有一种“有知识的，有见识的”另类睿智气质，吸引了无数文艺青年。自视甚高的法国人，也称他为“美国电影界惟一的知识分子”。赋予伍迪·艾伦与众不同气质的，正是他爱思考、懂幽默的写作者气质。

伍迪·艾伦的电影，多为自编自导和自演的喜剧作品。他的电影多以包含揶揄模仿、插科打诨和荒诞辛酸的喜剧片著称，被称为“卓别林之后最杰出的喜剧天才”。熟悉伍迪·艾伦的影迷都知道，他的电影创作灵感，多来自文学、哲学、心理学。

自1950年代起，伍迪·艾伦为美国电视节目和出版物写短篇笑话。1960年代起，他成为《纽约客》《新共和》《纽约时报》等报刊杂志独树一帜的撰稿人。40多年来持续为它们供稿，共撰写幽默故事70多篇，出版短文集《扯平》《不长羽毛》《副作用》和《乱象丛生》及戏剧集《中央公园西路》等。其中，小说《库格尔马斯的神奇经历》获得1978年欧·亨利短篇小说奖。

和他的电影一样，伍迪·艾伦的文字，被视为“带有明显纽约知识分子的风格”。他以荒诞不经、插科打诨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开玩笑：颠覆传统价植，戏仿经典文本，各种时髦的学院派理论与方法更是被挖苦得入木三分。他似乎总是与知识分子作对，但也从不忘幽自己一默。

三联书店曾将伍迪·艾伦发表于《纽约客》《新共和》等刊物上的各类文章，结集出版幽默文集《门萨的娼妓——伍迪·艾伦幽默文集》，在中国有较多捧场者。

译者孙仲旭曾在文章中透露，该书“自2004年12月由三联书店出版以来，我作为译者，当然很关心读者对这本书的反应。书的畅销出乎出版社和我的意料，初印8000册，几个月内就需要加印”。

在文集中，伍迪·艾伦用他的高智商，知识分子的幽默，用戏仿、讲故事的方式，极尽调侃之能事。

比如在题为《春季课程说明》的文章里，他调侃当代大学课程设置的呆板无用，在《假如印象派画家都是牙医》中，把梵高、塞尚、莫奈、高更全部假设为牙医同行，把梵高给弟弟的信件讨论印象派画家间的矛盾的段落，全改写成了牙医版本，暗暗表达了对职业与人的命运之间的关系。幽默诙谐的文风，引发人共鸣。在《门萨的娼妓》一篇中，他则嘲讽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空虚。

蔡康永很欣赏伍迪·艾伦：“伍迪·艾伦在文字上用功之勤，恐怕只有‘不准自己在任何一页重复任何一个字\’的福楼拜堪与媲美。到1980年为止，伍迪·艾伦出版的几本文集中，仿讽体占了很高的比例。显然伍迪·艾伦对于前辈诸贤发展出来的各式文体，是爱不释手，再三把玩，而把他们都拿来玩了。这种复杂的感情，就像快秃光的男人对顶上那剩下的头发一样：既非常珍惜、又非常轻鄙，最后只好把他们梳成个可笑的发型了事。”

杜拉斯作家导演，文学电影纠缠难分

（推荐阅读：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

要说到作家与电影的纠缠，不能不提上世纪60年代，以法国为核心的电影新浪潮运动。一大批作家投入到电影中，提出“作者论”的风格，题材和技法都与传统电影，大相径庭。

由于重视拍摄的自由度，导演们往往只凭纲要性的脚本拍摄，喜欢即兴与自发的拍摄方式，主题更是带有浓厚的文学、哲学色彩。他们的电影也多被称为是“作家电影”。在这一浪潮中，法国著名女作家、剧作家、电影导演玛格丽特·杜拉斯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当法国掀起新浪潮后，法国文坛也随之产生了新小说运动。杜拉斯的小说如《塔吉尼亚的小马》（1953），《琴声如诉》（1958），《洛尔·V·斯坦的迷醉》（1964），都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叙述模式，把虚构与现实融为一体，重视文体的诗意和音乐性。

在内容上，则充满诗意和哲理。中国读者熟知的《情人》，正是杜拉斯这一风格的典型代表作。这种文学特色，还体现在杜拉斯撰写的电影剧作中，以及她本人执导的电影作品中。电影与文学彼此纠缠，已经难分彼此。

1959年，杜拉斯受邀为《广岛之恋》撰写电影剧本。剧本的内容是：法国女演员艾曼妞丽娃在1957年到日本广岛拍摄一部宣传和平的影片，回国前邂逅日本男子冈田英次，两人产生了婚外的热恋。冈田的出现，令艾曼妞回忆起她在战时于法国小城内韦尔跟一名德国军人的相爱，两段情的纠缠使她感到困惑。

整部电影，试图透过一个象征性的爱情故事，来折射战争的可怕与忘却的重要。在呈现方式上，运用了时空交错、意识流的手法，对记忆进行渲染，具有很强的文学气息。《广岛之恋》让杜拉斯的名字传遍世界。

1965年，出版过3部剧本集的杜拉斯，开始了电影导演生涯，并成为法国当时重要的电影流派“左岸派”的成员。

1974 年执导的电影《印度之歌》，是杜拉斯电影导演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一部影片。杜拉斯先是自己写出《印度之歌》的剧本，于1973年出版，两年后由杜拉斯本人执导拍摄为同名电影。

故事围绕法国驻印度大使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和她身边的3个角色展开——她的情人，副领事，以及一个生命轨迹与她平行的女乞丐。

杜拉斯在生命尽头说，《印度之歌》是她惟一的电影。“《印度之歌》所展现的就是我自己。丝毫无误。”这种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电影，被评论家认为既是杜拉斯的电影作品，也是作者的诗歌作品。

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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