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田是骆驼总会发光的

Who is it/

中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

光线传媒的总裁

在《泰囧》和《致青春》大热之后，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绷紧了神经，时刻记着两个字“低调”。“我看到一些外面对我的评论，包括‘娱乐之王\’什么的，这些东西对我压力很大。电影是有博彩性质的业务，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保证你每部影片都是成功的。一旦光线有一些片子不再那么理想，大家会不会一下子把我打入冷宫？”

精心打扮的柳岩，不入他的法眼

与大部分文化创意类公司不同，光线传媒的办公楼在北京二环的雍和宫附近，和光线550名员工同在一个院子里的还有诺基亚与几个互联网创业公司，只有三四层高的厂房式建筑与建筑间整齐的草坪，让这里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城市水泥森林中冷冰冰的工业园区。

由于中国电视台均为国有，民营电视制作公司只能与电视台合作。为了生存和保证利润，像光线这类制作公司的工作往往十分辛苦。

你常常能听到外界对于它们的评论：在一条日夜不停歇的制作流水线上，编导的工资按照编片子的时长廉价计算，因为节目便宜，制作公司需要接大量项目，致使如果全部白天上班，机房远远不够，编导必须日夜倒班，24小时连轴工作。由于工资低、保险制度不健全，这里往往只能留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他们积累了足够经验之后就会离开这里，去那些待遇更好、拥有广告定价权的电视台。

一位光线早年员工谈起，当时光线大部分主编都会在办公室放一个熬夜时可以铺在地上睡觉的毯子，为鼓励加班，公司晚上12点会有免费夜宵，甚至你可以在公司洗澡。

从这种企业环境，不难想象光线传媒CEO王长田的独特形象。他架着一副职业经理人式的无框眼镜，极少出席各种红地毯或者秀场，更不像其他大佬那样，常常与身边的女星在圈子里传出这样或那样的段子。“他是一个挺无聊的人，就是一个宅男，基本没有私生活，永远都在工作。”光线的宣传总监李海鹏说。

柳岩记得2005年她参加光线主办的主持人选拔赛时，导演中途告诉她们，光线的老总会来，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点。“所有人打扮得都和妖精似的。结果王总看过之后，导演组传话说，一个都没看上。我们当时都非常受挫，说天啊，我们是咋没入他的眼啊。”后来她才知道，王总喜欢干净质朴的美。王长田平时的生活由母亲照料，每个早晨，他都会用饭盒装着母亲做的午饭来到公司。

老师们都说“长大以后去做记者吧”

王长田出生在东北大连一个村庄，母亲是一个读过一些书，但由于身体原因只能一辈子呆在农村的家庭妇女。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车间主任，因为不善于与他人打交道，一辈子活在未给家人带来更好生活的愧疚之中。

从小学直到高中，王长田都是当地最优秀的学生。几位教过他的语文老师都对王长田说：“长大以后去做记者吧。”1984年，王长田考入复旦新闻系，与新浪网CEO曹国伟、《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曹轲、《解放日报》总编辑裘新成为同学。毕业后，王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局，负责对外新闻宣传和内部资料整理，与记者的工作相去甚远。

一天中午，王长田偶然在处长办公桌上看到了刚创刊的《中华工商时报》，立刻被这份推动改革、倡导市场经济的刊物吸引。当天下午，他便拿着报纸找到报社，告诉对方他想过来工作。王长田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记者，当时他的同事中还有后来被当作媒体领袖人物的胡舒立。

1992年邓小平“南巡”，号召更彻底地进行市场改革。很快，王长田发现《中华工商时报》不再那么迷人了。“作为一个传媒人，如果说你媒体本身的影响力在降低的话，那你在这里面的影响力又能大到哪里去呢？”他说。

王长田还发现：对于政府与企业，电视媒体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纸媒。“那时电视台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一些发布会，如果电视媒体没有去，它们就会一直等在那里，企业哪怕花钱、送红包也一定要在电视上露面。”

1995年，王长田开始负责北京电视台一档新闻类节目《北京特快》的选题策划、稿件修改。他很快就发现了电视新闻在审查方面的无奈之处。而与娱乐圈的人几次接触后，王长田发现采访明星与经纪人并不需要提供记者证或介绍信，这个领域没什么政治风险，是一出生便高度市场化的地带。

最初，员工辞职会让他惊恐很长时间

1998年，王长田依靠两套租来的编辑机、摄像机，一个冬天没有供暖设备的房间，10万元钱以及托关系从一个娱乐记者手中搞到的一份影视圈名人的通讯录，创建了光线传媒。当时中国电视节目播出量虽然达到956万小时，但可以不重复播出的节目却只有202万小时。他认定，只要制作出足够优秀的节目，便一定能卖出去。

一年后，《中国娱乐报道》诞生。这个节目复制了由王长田创造的《北京特快》那种快节奏、批评性与大信息量。一个月后，在北京国际电视节目交易会上，《中国娱乐报道》与20多家电视台签约。到第二年，与光线签约的电视台树木一下子扩大到130家。

不过，娱乐没有让光线在政策上获得庇护。在一个名为《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意见》的条例2003年颁布前，国家一直没有在法规上明确认可制播分离。这意味着光线这样的民营电视制作公司是不“合法”的，可以随时取缔。

2000年底，光线销售额达3000万元，即便如此，王长田仍时刻担心光线会面临倒闭或被收编。任何一个摄像或记者要走，他都会惊恐很长时间。每次记者们编片子到深夜，王长田甚至亲自上阵给大家煲汤、操持夜宵，陪着一起加班，“不能让大家觉得你扔下大伙睡觉去了”，他在媒体采访中回忆。

创业初期，竞争对手以光线没有制作许可证为由举报王和他的公司。“他们以公家名义开会，召集公安、工商、税务各个部门来开会，一起联合收拾我们，有的部门真的动手了，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电视台叫他们干这事的，因为这个会是在电视台开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个人行为。”这让王长田非常紧张，心情也极为沮丧，有一两天晚上他一直躲在外面，甚至没敢回家睡觉。

王长田明白，为了保护光线，他必须在空白市场中尽快做大，这样不但可以促使政府更快出台政策，甚至有可能让光线的经验成为政策本身。

《中国娱乐报道》诞生4个月后，王长田在公司会议上决定，这档节目将由一周三期改成每天一期。当时光线一穷二白，这让与会的人十分震惊。一个月后，王的父亲去世，处理完丧事，为扩大生产规模，王长田回北京时从亲戚那里借来10万块钱。自此，每天可以制作45分钟节目的光线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

上亿现金，可以揣好几年

由于光线传媒没有渠道，王长田独创了广告置换模式。由光线传媒来制作内容，再转手给电视台，光线传媒并不收钱，而是让电视台将广告时段置换给光线传媒，由光线传媒将广告时段对外销售。这显然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方法，电视台不付出成本支出并能获得内容，由于广告时段会随着市场需求而增加，光线传媒的收入要比纯卖内容高得多。正是因为这个模式，让光线传媒得到了最大的那笔原始积累。

王长田回忆，他在2005年时就有上亿元现金。2005年，正是北京房产最热的时候，在许多老板争相购买地皮的时候，王长田的心思就定在上市上了。“我要成立房地产公司的话，肯定是个大的公司，但我并不擅长房地产，那并不是我的理想。”王长田说。就这样，他把上亿元的现金足足摆放了几年，以备公司不时之需。由此，王长田在业界得到了一个“骆驼”的称号。

在资本界，王长田最出名的故事便是从没有融过一次资，让光线熬了11年才上市，这种铁腕导致王长田家族对光线控股高达54.05%，以股权分配笼住导演和明星的王中军、王中磊兄弟只拥有华谊34.41%的股份。“我觉得华谊兄弟目前股价被低估了，因为他们把股权给了明星，抛售压力使得股份走低。”王长田说。

王长田自诩为一只在沙漠中吃苦耐劳、不得不到处找水喝，又总在担心来年没有草和水、必须时刻想着如何储备脂肪准备过冬的“骆驼”。

这种危机感渗透到他眼中的每个生活小细节中。公司壮大之后，王长田特比难以忍受光线员工在办公环境中的浪费行为，还为此制订了严格的节约计划。有一次，一个员工因为擦手时抽了3张纸，被王长田站在男厕所门口训了半个小时，这位员工在隔天自动辞职。“一般情况下一张纸就够了，我总能看到很多人用好几张纸，唰唰唰唰很大气的样子，这就说明这个人没有归属感、家的意识，没有环保意识，没有照顾他人需要的意识。”王长田说。还有一次，他抓住了一个把擦手纸随便仍在便池地上的人。一个员工说，“他以前抓公司抽烟罚款还抓过好多次，所以我们抽烟时都怀疑王总是不是一直蹲在男厕所门口。”

“我不可能全部纠正他们，”王长田说，“有的时候我抓不着人，只能生生闷气。”

卖的影片，只管赚一个月

40岁之前，希望光线成为“时代华纳”的王长田读遍了西方所有传媒大鳄的传记。他发现大部分传媒集团不是依靠制作内容做大，而是通过大量收购电视台，利用电视广告提供稳定现金流，再吞并利润不是那么稳定与巨大的电影公司与出版公司。

王长田无法按照西方规则在电视台必须由国家控制的中国完成。但这些传记却给了他另一种启发———2006~2007年，他选择了GDP排名前150名的地方电视台中的80个与之垄断性合作，这些地方台要播出光线的节目，就不得不接受光线的标志与自己的台标共处一个画面里。利用这种方式，光线整合了大部分地方卫视，间接达到星级电视台才有的全国性影响力。

2006年，中国电影圈的主流模式仍是电影制作公司与一两位商业导演捆绑，有票房保证的大陆导演比如冯小刚、张艺谋已经被几大电影公司瓜分完毕，作为一个后来者，光线难以获得与他们合作的机会。

但王长田看到，中国的主流院线四五年间从1000家到了今天的3000多家。但由于中国的商业地产归属非常复杂，这又导致院线完全无法严格控制影院，只能提供影片拷贝、负责结算。王长田决定通过发行而不是与单一导演捆绑进入电影业。

与其他电影公司不同的是，王长田以“快消品”（快速消费品）理解了电影———它的能量、口碑与影响力只需要保证在一个月的消费期内。同时，他不像其他电影公司那样选择最优秀的，而是选择了那些已经在香港市场取得过成功、价格实在的香港导演。

王长田不在乎名气，也不在乎是否有独特的创作力，他更看重的是在香港这个类型片市场已经极度成熟的地方，这些导演有没有受到过市场的肯定，他要做的只是把这些已经证明的商业成功再移植到大陆市场。2008年，光线发行的8部影片就已全部赢利，但由于只追求一个月内的短期效益，光线的电影大部分卖座但口碑差。

光线大量地复制那些成熟的电影模式，《画皮》票房突破两亿之后，王便趁热打铁立刻与陈嘉上做出了《画壁》，票房达1.8亿。2012年，光线利用3D技术又制作了《大海啸鲨鱼逃生》，拷贝国外著名惊悚片“大白鲨”的3D版，票房顺利过亿。

2012年12月，《泰囧》上线后，全国票房表现甚佳，光线在各地的发行专员立刻与当地影院联系，要求加映场次，这是以往上映过的影片根本无法做到的。光线的这种方式最终促成了《泰囧》12.66亿的票房奇迹。

尾/声

有时喋喋不休，有时不愿上台

王长田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容易感动的人，但创办光线以后，他的性格变化巨大，“很多人根本无法想象我当年什么样。大学时，我多愁善感，有时候会写诗，谈恋爱那个哭啊，特别容易受伤害。”

在今天，你很难看到这样的王长田，唯一能让王公开表现出激动的时刻是光线的年会。“王长田会在台上一直不停慷慨激昂地说话，有时还会老泪纵横，”柳岩说，“有时候开场之前我们就会放一段奥斯卡催场音乐，这段往往我们会告诉大家，这是专门针对王总的。但他还是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我们催得快爆棚他也不下去。”柳岩笑道。

5月23日，电影《中国合伙人》在北京东三环旁一家中式公馆草坪上举办庆功会。王长田前一天下午3点决定来这里，他的身边没有任何助手，而且显然他在避免让更多人知道自己在场。

到了尾声，陈可辛拿出一份到场影视大佬名单，一一要求他们上场，即便他们与这部电影并无关系。谈到为《中国合伙人》做发行的王长田时，陈将王评价为一个相见恨晚的新伙伴。说这话时，他显然不知道王长田当时就坐在已经空无一人的主创桌上。

这时，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了王长田，他走上前，邀请王长田也上主席台，王长田挥了挥手拒绝了。 （据《人物》杂志2013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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