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帝君祖庭位于梓潼县七曲山,文昌信仰在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了儒释道三教共同尊奉的大神,因提倡广集阴骘、利物利人、修善修福、为国救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梓潼神在演变成为文昌帝君后,由原来的蜀地地方神变成了全国祭祀的大神,其影响遍及以士人为首的社会各个阶层,随着梓潼神信仰的文献流传全国,梓潼七曲山同文昌帝君崇拜也变得密不可分,成为文昌崇拜的祖庭,同时也成为文昌信仰的一部分。在信仰者主要是士人的心目中,七曲山成为了一座神山。
关于文昌祖庭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首先,在科举时代里,功名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人生的第一要务,“梓潼梦”作为众多文人学士巨大的心理寄托;其次,梓潼七曲山是文昌信仰的重要文献造作之地,是文昌信仰乃至三教文化的重要活动场所;第三,在文昌信仰传播的过程中,梓潼七曲山始终是重要的教化黎庶、釐正士子德行的劝善演礼场。
士子前程与“梓潼梦”
对于一位传统的读书人来说,科举及第只是走入仕途的第一步,接下来才是如何辅弼圣王、光耀门楣,对于一位传统的士人来说仕途的顺利与否是最值得关心的一件事。
在宋人蔡绦的《铁围山丛谈》中说到这样一件事:“长安西去蜀道有梓潼神祠者,素号异甚。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进士过之,得风雨则必殿魁。自古传无一失者。昔有王提刑者过焉,适大风雨,王心因自负,然独不验。时介甫(王安石)丞相年八九岁,侍其父行,后乃知风雨送介甫也。鲁公(蔡京)帅成都,一日召还,遇大风雨,平地水几二十寸,遂位极人臣。何文缜(何栗)丞相,政和初与计偕,亦得风雨送,仍见梦曰:‘汝实殿魁,圣策所问道也。\’文缜抵阙下,适得太上注《道徳经》,因日夜穷治。及试策目,果问道,而何为殿魁。”蔡绦是北宋末年权臣蔡京之子,在文中所说到的均为当朝显贵,尤其是王安石、何栗均为当时名臣,因此,其文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均影响极大。
得文昌神相助,可以金榜题名;得文昌神预言,能位极人臣,辅佐圣王。文昌帝君在广大士子心目中的地位显然非一般神祇所能相比,供奉文昌帝君,祈望得到文昌帝君的庇佑也就成为了读书人一生的选择。
重要文献造作之地
在文昌信仰中,根据王兴平先生考证,有两部重要的经典《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大洞法箓》是在梓潼七曲山得到的。是托名文昌帝君降笔飞鸾所做。
这两种经典之所以影响重大,是因为《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是来自于东晋杨曦的《上清大洞真经》,经过了一些改造,由于杨曦在道教中的地位,大洞经被奉为上清派众经之首;《大洞法箓》基本上是道教专用的符箓与金丹等修炼法,也以文昌帝君的名义通行于世,由此,文昌信仰同正统道教发生了直接的关系,文昌帝君也被道教所认同,成为道教的帝君;又由于《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中有许多的佛教的内容,“以此经功,位证梵镇如来”,元皇全号中有“菩萨证果迦释梵镇如来”,经中关于文昌帝君的描写直接反映了当时三教合一的思想。这样,文昌帝君身兼儒家士子的科举神、道教的帝君,还成为被佛教授记的菩萨,这样的神祇,在中国宗教史上是很少见的。
所以,当这些经典流行于世时,也就会引起三教人士的共同关注,梓潼七曲山也就成为三教共同的文昌祖庭了。
醇和民风以辅教化
以梓潼为出发点的文昌信仰,以其特有的“孝亲”特点,在梓潼地区以各种形式被广为宣扬。每年的正月十二为文昌帝君迎神日,十八日为送神日,期间文昌帝君巡回时,最为独特的是三十二对刻有《文昌帝君阴骘文》全文的御牌,宣扬文昌劝善精神,提倡“济人之急”“容人之过”“救人之难”“悯人之孤”“广行阴骘”,这在全国其他的祭祀活动中也极为少见,体现出独特的文昌信仰的内涵。在有关文昌信仰的其他仪式上,莫不透露出这样的劝善思想。
在明清时期,文昌信仰传播到全国各地,各地的学校在农历二月初三文昌帝君诞辰时,都要举行各种活动,地方官吏与师长“相聚饮福”,士子们在文昌宫进行祭祀活动,“文昌会”在读书人中也广泛流行。特别在京城里,清廷会派大臣专往京师文昌庙进行祭祀。
这一系列的由上下齐心合力所推动的文昌崇拜,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净化人心、提高民众道德水准的目的,对于帝王来说,这样醇和民风有助教化的神祇确实是值得国家大力扶持的。
纵观文昌帝君崇拜的历史,始终与梓潼七曲山紧密相连的,从蜀地地方神开始,一直发展到全国祭祀的大神,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梓潼七曲山成为同梓潼文昌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文昌信仰的祖庭,也发展出了文昌祖庭信仰,犹如文殊信仰与五台山、观音信仰与普陀山、关帝信仰与解州一样,成为了一种影响广泛的文昌祖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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