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敷喜蚕桑 蜀女爱织锦

□卢升弟（文史研究专家、现供职于成都博物馆）/文马千笑/手绘

蜀的族名就是来源于蚕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首汉诗《陌上桑》描写的是一位叫罗敷的年轻女子，日出时分挎着竹篮，在城南的桑林里采摘桑叶的动人情景。无独有偶，在成都出土的汉代《桑园》画像砖上，也有这种女子在桑林里采桑的场面：枝繁叶茂的桑树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看上去葱茏一片。左下方有一间瓦顶小屋，可能是守园人的住处。桑园内有一束巾包头、身穿长裙短袄的女子，只见她手持长杆，缓步朝一株桑树走去。画面生动、简洁，像是一幅写意国画，为我们形象地勾勒出村女穿梭于桑林田园间的窈窕倩影，再现了当时妇女在桑园劳作、忙碌的场面。

说到桑树，人们都知道桑叶是养蚕的饲料，而蚕结的茧又是纺织丝绸的原材料。传说发明种桑养蚕并利用蚕丝纺织的就是黄帝的元妃——嫘祖。据史料记载，嫘祖为西陵氏女，有一种说法是，西陵氏的故乡就在今四川盐亭一带，也就是说嫘祖的娘家是蜀人。又据《水经注》卷三十六中说：黄帝的儿子昌意因“德劣不足绍承大位”，被贬为诸侯，后来娶了蜀山氏女为妻，并定居在古蜀境内当时名为若水(今雅砻江)的地方。既然嫘祖发明了种桑养蚕，那么她完全可能把她的发明传授给她的儿子和儿媳，蜀人也可能因此而学会了种桑养蚕，而继蜀山氏之后的蜀王名为蚕丛，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从稍后的蚕丛时代算起，古代蜀人种桑养蚕的历史也是相当悠久了。还有人认为蜀的族名就是来源于蚕，《说文》中有：“蜀，葵中蚕也，从虫，两目象蜀头，中象其身蜎蜎。”这里的“蜀，葵中蚕也”，在《尔雅·释文》《玉篇》中则作：“蜀，桑中虫也”，再加上《诗经·豳风·东山》有“蜎蜎者蠋，蒸在桑野。”由此看来，《说文》中的葵似为桑字之误写，而蠋或许就是一种野蚕。此外，甲骨文中的蜀字，也很像蚕吐丝的形状。

秦汉时代，蜀是我国栽植桑树和生产蚕丝的主要地区

远古时期，蜀地还流传着一些有关桑蚕的神奇传说，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蚕女”的故事。据《蜀中广记》引《仙传拾遗》所载：远古高辛氏时期，古蜀的人们都聚族而居，没有首领，也无人统率部族，过着原始的野蛮生活，因此时常发生相互侵占土地和打架斗殴的事件。广汉有这样一对父女，父亲被人掳走已一年有余，家里除了女儿，还有他养的马。女儿日夜思念她的父亲，有一天就对这匹马说：“要是我的父亲能够平安归来，我就嫁给你。”于是，马就想方设法把她的父亲救了回来。但这个女孩的父亲却不准备实践女儿的诺言，马终日流泪嘶鸣，不吃食物，女孩的父亲便把马杀了，并把马皮晾在厨房里。女孩路过厨房的时候，马皮突然把她卷起，飞驰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四处寻找失踪的女孩，后来在桑树上见到了马皮，而女孩已化为一蚕，正在吐丝成茧。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女孩，便给她取名“蚕女”，还给她塑了许多塑像“以祈蚕事”，希望蚕女保佑桑树茂密繁盛、蚕儿多多吐丝结茧。

根据史料记载，秦汉时代，蜀是我国栽植桑树和生产蚕丝的主要地区。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桑也被列为诸种经济作物之首。那时的农家几乎家家树桑，户户养蚕，其中尤以岷江、沱江、涪江三江中游以及成都平原为盛。在沿江两岸，无论是平原还是山地，随处可见漫山遍野的桑林、圈围起来的桑园、房前屋后的桑树，就如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那样：“栋宇相望，桑梓接连”。种桑养蚕是当时大多数农家重要的经济来源，例如成都籍的汉代大文豪扬雄，其祖辈就“世以农桑为业”。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也称自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再加上“薄田十五顷”，已经足以养家糊口，过上相当不错的日子了。到了唐宋时期，随着种桑养蚕业的继续兴盛，成都地区还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蚕市”的集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在成都及其附近郊县如华阳、新都、郫县、双流、温江、新繁、广都等地轮流开设“蚕市”，进行与种桑养蚕相关的物资交易。其中，成都城内比较固定的场所就有圣寿寺、大慈寺、学射山、龙兴观等十余处。“蚕市”期间，“商旅辇货而至者数万”，人来车往，热闹非凡。前蜀词人韦庄这样形容当时成都蚕市的盛况：“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蝉金雀，宝髻花簇鸣珰，绣衣长。”宋人张仲殊也在他的词中写道：“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州。人散后，茧馆喜绸缪。柳叶已饶烟黛细，桑条何似玉纤柔。立马看风流。”

蜀锦以色泽艳丽、构图精美、质地优良而闻名于世

桑树的普遍栽植和养蚕业的兴旺，为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条件。早在战国时期，成都地区的丝织业就已经很发达了。秦国侵吞蜀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得其布帛金银”作为军费。所谓的“布帛”，“布”是指当时也很有名的“蜀布”，而“帛”就是指的丝织品，而且很可能就是如黄金般昂贵的蜀锦。到了汉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蜀锦生产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当时相当多的家庭中都置有纺机，从事着蜀锦和其它丝织品的生产加工，所谓“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圜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正是织锦业兴旺发达的真实写照。那时，纺纱织锦是成都地区大多数妇女所掌握的基本技能，据说一代才女卓文君，不仅能够当垆卖酒做生意，纺纱织锦也是一把好手，曾有人这样称赞她织出的蜀锦：“文君手里曙霞生，美号仍闻借蜀城。”为了促进蜀锦的生产和发展，汉政府还在笮桥南岸（今百花潭一带）专门设立了锦官城，“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当锦官城的织女们把织好的锦拿到流江（现在的南河）中洗濯后，其色泽更加鲜艳夺目。从此以后，流江就有了一个新的响亮名字“锦江”，而织锦工们住的地方则被称之为“锦里”，成都也有了一个新的称号“锦官城”了。沧海桑田，虽然昔日“锦里”繁忙热闹的身影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但成都的后人并没有忘却这段城市的美好记忆，在它的故址附近修建了一座新的锦里。如今的锦里，前来游览的人们络绎不绝，成为了一张成都人引以为豪的名片。织锦业的持续繁荣，不仅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到了三国时期，蜀锦已成为蜀汉政权重要的财政支柱，正如诸葛亮所说“今民贫国穷，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汉代四川织锦业的繁荣，不仅仅只是文字上的记载，更有不少的实物为证。1975年在成都曾家包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成都市博物馆藏），人们发现雕刻有数架汉代的脚踏式织机。2012年，又在成都老官山汉墓2号墓中，出土了4部保存完整的一钩多综式提花机模型，经过有关专家证实，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在这些织机的周围，还有十余件彩绘织工陶俑。这几乎就是一座蜀锦作坊的完整配置。先进的工艺和设备，再加上织锦工匠们的智慧和勤劳，为蜀锦的质量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蜀锦以色泽艳丽、构图精美、质地优良而闻名于世。正如西汉文豪扬雄在《蜀都赋》中所描写的那样：“若辉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其布则细都弱折，绵茧成衽，阿丽纤靡，避晏与阴。蜘蛛作丝，不可见风，筩中黄润，一端数金。”到了东汉末年，蜀锦已同临淄、襄邑的丝绸产品并驾齐驱，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倍受人们的青睐。随着南、北“丝绸之路”的开通，甚至还远销到了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一些地区。织锦业的兴旺，反过来又刺激了种桑养蚕等上游农副产品的开发利用和整个农村经济的繁荣，汉代成都乃至四川地区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良性循环中形成的，“桑园”画像砖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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