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仕甫 本报记者 吴晓铃 文/图
南部县店垭乡红岭村古柏钓鱼台,99棵参天古柏荫天蔽日,倒映在升钟水库湖水中,好一派静谧的田园景致。6月13日下午,红岭村突然热闹了起来。忙完春收的村民们三三两两聚集于古柏下。一本名为《红岭村百年史》的新书发布会,即将在这里举行,作为书中主角,他们自发前来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红岭村,位于南部、剑阁、盐亭、梓潼四县交界处,距离几个县城皆有上百公里,曾经是一个偏僻小山村。这些年,小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山乡淳朴民风、传统文化习俗,却依然保留。
这部耗费10多年撰写,长达35万字的村史,成为四川广袤农村山乡巨变的一个缩影。
修史:感念乡亲故土是动因
今年66岁的退休教师何代英,在红岭村是备受尊重的读书人。幼年家境贫寒的他,没少受村民帮扶接济。为自己的村子撰写村史,是何代英感念乡亲故土的一个直接动因。
6月15日,刚刚返回剑阁县城的何代英,又带着记者前往红岭村。那天气温高达32摄氏度,患有高血压的何代英,忘了带降压药匆匆买了一瓶就上路了。从剑阁城出发,蜿蜒山路两个多小时抵店垭乡。店垭乡到红岭村,还有一个多小时车程。“何老师回来啦!”山路上不断有人招呼寒暄。
红岭村,上世纪80年代修建升钟水库时被一分为二,数百村民环水而居,出行只能靠摆渡。64岁的摆渡船工李元生,见何老师带人回村来,坚持要免摆渡费,“村里人淳朴啊,这几十年就没变过!”何代英感慨。
何代英,剑阁县成教中心退休教师,1946年出生在红岭村。童年十分坎坷,两岁时因家贫父母将他过继给同村堂叔。9岁时,亲生父母去世。祸不单行,两年后养母病逝,养父在他14岁时也与世长辞。尚未成年的何代英,靠七旬的大伯挣工分、打草鞋,供养他读书。
大伯是一个能干人,“他会做一手好菜,能编竹器,甚至会缝衣服。”支撑何代英上了高二,大伯又一病不起。那时,何代英在盐亭县读高中,品学兼优,从初中开始就是学生会主席,“但是,我必须回家为大伯养老送终!”一咬牙,已上高二的何代英,挥泪休学。
这个苦命青年,让村人同情不已。大队先后安排他当上了耕读小学、大队民办初中老师。到1977年,何代英已是5个孩子的父亲。正是这一年,国家恢复高考。何代英跃跃欲试,却有些担心“万一考上,妻子儿女怎么办?”善良的村民们帮他打消了后顾之忧,“未必我们红岭村,还会让你一家人饿死?”
果然,何代英收到南充师范学院(西华师范大学的前身)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红岭村出了一个大学生,全村人比过年还高兴!何代英说,“大队专门杀了一头猪为我饯行!”
他上大学,妻子鲁兰芳一人照顾5个儿女,年年都是超支户,“从没人追我家超支款,有人偶尔还会悄悄塞给娃儿们一两毛钱。”大学毕业后,何代英分配至南部县大坪中学教高中语文。30多年来,他从教书起步,先后在当地开封中学、白龙中学等当过校长。
修村史,是何代英晚年对家乡的一种最好表达与交代。何代英对记者感叹,“我上初中时,交不起学费,村上条件稍好一点的村民就邀养父打牌,故意输一两元钱给他。我考上高中后,需要自带口粮,当时的大队书记邓永茂,把村里的救济粮背到几十公里外的粮站换成粮票,送到我手里。上大学的时候,乡亲们又送柴送粮,帮我养活了5个子女!”
实录:从田间庭院到老人病床前
《红岭村百年史》记载了村里老人的一些口述实录。一些老人,在接受采访后就阖然长逝,他们记忆中的古老村史则在书中复活。
过了渡口,沿山道陡坡泥路再行驶,很快车在一处院落停下,这是红岭村村民何代宇的家。何代英现场介绍,“你们看,最左边平房是夹壁土坯房,是新中国成立前地主的房子;中间的是两层木梁柱楼,建于上世纪70年代;紧靠木楼,是2010年新修的两层混凝土小楼。”何代英说,村史书中涉及到村民居住条件的改变内容,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何代英从1997年开始村史资料收集。他发现关于红岭村县地方志查不到资料,于是对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历届村干部进行实地采访,成了他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
那时,何代英尚未退休,利用每年寒暑假回村,在田间、在庭院、在老人的病床前,他共采访村民400余人次,座谈了近百次。何代英感叹,村上的“活档案”,13位80岁以上的老人先后去世,“如果当年我不及时采访,就难以写出这本村史了。”
年龄最长受访者94岁,是何代英的堂兄。2000年左右,堂兄已经卧床不起,何代英就守在病榻前一聊数日,民国时期红岭村的情况较为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当时村里就有炼油、酿酒作坊,小手工业在这个偏远的山村也较为突出……”
何代英写村史,红岭村干部村民都积极支持配合,不仅提供有关数据,每次他回村,还主动帮忙联系采访人。
何代英从老人们口中,收集了23首民谣,整理出数百个方言词汇、本地谚语,以及村里几户主要姓氏的由来、乡村民俗。何代英告诉记者,“比如刚才有人说‘吃茶\’,其实就是煮荷包蛋给你们吃!”
收集资料长达10年之久,何代英想要动笔了,没想到小孙女出生后不久被诊断为混合性脑瘫,小儿子和儿媳在乡镇上班,照顾孙女的重担落到了何代英夫妇身上。
2008年5月,何代英送孙女到成都治病,在华西附二院旁租下一间仅有12平方米的小屋开始持久战。白天,夫妻俩把孙女送到医院康复室,何代英就坐在医院走廊的铁椅上,将稿纸摊在膝盖上,不管周围如潮的人流喧嚣,奋笔疾书。晚上,回到出租屋,孙女睡下之后又继续。妻子鲁兰芳怪他正事不做,为避免妻子的怨气,何代英干脆早上四点钟起床,趴在床沿上写两个小时后再做早餐。在医院走廊上写久了,医生护士都和他熟悉起来,一个剑阁籍的门卫还经常来走廊看望他,为他提供一些方便。
2009年7月,由于过度劳累,何代英突发高血压,全身无力呼吸困难,回忆那段时光,“我最怕自己一病不起,写了一半的书稿半途而废!”但他一边吃药,一边坚持写作,2010年1月,何代英35万字的村史初稿终于完成。
见证:编年体的山乡百年波澜
这本村史以简洁、朴实的编年体方式,从清末写到改革开放,百年历史几乎不空年份。详实的资料数据,记录了中国一个偏远乡村,经济、文化、民俗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在红岭村,何代英专门带记者来到风斗垭口,在一处泥土为墙的简陋瓦房前停住脚步,“这是红岭村的第一所小学旧址,是村上现代教育开始的一个历史见证。”
何代英的大伯曾是农会主席,吃过没文化的苦。1953年大伯背了一袋烤红薯当干粮,终于在县上申请了这所村小学。“当年的校舍只有两间,由原来地主的牛圈改造,光线暗,还四处漏风。学生要背柴自己做饭。我们家穷,哪怕下雪天也要光脚走路,到学校再把一双烂布鞋套上。”
村小合并后,何代英的小学同学何翠芳一家在小学旧址居住,“现在娃儿享福了哦,村里通了水泥路,到乡小读书,搭摩托车十几分钟就到了,住的还是楼房!”回忆起童年,何翠芳感慨万端地对记者说。
三四十年前,解决温饱曾是红岭村人最大的幸福。60多岁的前村支书李万雄告诉记者,农村合作社的时候,“即使最好的年生,每人每年也只能分200斤细粮、160斤红薯。除掉谷糠、红薯皮,每人每天只能吃8两多粮食。”后来红岭村包产到户,大家没日没夜在地里刨,“像鲁兰芳,一个人每年要产1万多斤粮食,1983年左右养了100多只鸡……”
何代英除了忠实记录,还通过数据佐证变化:“1959年春至1960年底,人均每天口粮还不足半斤 (原粮),最低的时候仅2两。”而到了2008年底,“红岭村205户村民有电视机203部、电话座机127部,手机215部(不含在外打工的),洗衣机34部,电冰箱18部……有少数家庭开始使用空调、太阳能热水器。”1949年以前,“红岭村耕地严重不足,不足以养活全家人口而被迫作长工的有10户39人。”但是至1981年,“集体储备粮就在2万斤左右。”红岭村在1935年爆发了严重霍乱,一个月内37个村民死于此病。而现在,合作医疗覆盖全村……
移风易俗也进入了红岭村史,“婚姻观,现在和以前就大不相同。”何代英的一位老邻居1942年出生,7岁时父母为他迎娶童养媳。大喜之日拜天地,小新郎官突然不见了,赶紧找人才发现他在地里一门心思捉乌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1949年以前比比皆是,“现在,年轻人都自由恋爱,父母再也管不了儿女的婚事了。”
这位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老师,还深情地描写了红岭村的建筑和民风民俗:明清建筑大多为崇台式小院。1949年以前,成年男性均穿“满大襟”长布衫……中国农村传统的迎亲、送亲习俗,都有较为详尽的记述。
■记者手记
为巨变中的中国农村留下历史
从农村里走出来的何代英很善良,介绍自己的写作初衷时这样说,“我退休了可以拿几千元退休工资,但是像我一样年龄的老农民,还得弓起背在田里劳动……”
何代英记录了红岭村村民日新月异的幸福指数,同时也关注了一些现象,比如打工潮让村民富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现象日益严重,还有村里人癌症低龄化、农村生态问题等。他还呼吁,解决红岭村多年来村民出行需要摆渡的问题。就在不久前,一位村民突发脑溢血,摆渡时间长耽误了就医。采访中,他不只一次念叨,“如果能有一座桥,红岭村两岸的村民就更方便了。”
面对这本村史,四川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孙和平说,之前四川也曾有过两三本村史,但时间跨度均不长。像何代英这样,梳理一个村的百年史,十分鲜见。孙和平说,“何代英笔下的红岭村史,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文化解剖学意义。尤其何代英是土生土长的红岭村人,书作内容丰富,细节和文化形态,为研究中国农村历史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
而《红岭村百年史》责编赵成伟则认为,红岭村只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但红岭村的村民们和全国所有的村民一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追求、奋斗、奉献,用心血、用汗水以至用生命创造着幸福生活,红岭村民走过的道路,正是全国大多数农民走过的历程。《红岭村百年史》的价值因此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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