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家董每戡 心香一瓣鹤归来（二）

`董每戡个人照。（1979年北京四次文代会）

《谈丑和相声》董每戡于1944年6月11日。

董每戡全家福。(1950年长沙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50级学生合影。

□周吉敏文/图

岭南是董每戡先生的大落之地。

2019年4月3日，谷雨节气，整个岭南都泡在雨水里。采访先生的弟子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黄教授回忆说，一次上课了，先生还没来，自己就模仿先生的样子走上讲台，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不料先生就在门外看着，并没有责骂，下课后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你的表演能力不错，以后你就跟我做戏曲研究吧，就这样走进了戏剧研究的殿堂。

1979年5月4日，是曾扬华教授代表校方把先生从长沙接回中山大学。他说，中大没有一个教授像董先生这样能演能导还能做研究的，经常带我们去校外的剧团看排练，然后现场给我们讲解。两位都已80高龄的白发弟子忆恩师，温馨又伤感。

壹

想起两位先生

在居所的诗酬唱和

现在的康乐园东北区312号是董每戡先生的故居，杂草丛生，苍苔斑驳，已无人知道这里曾住过一位戏剧研究大家。经过陈寅恪先生的故居时，想起两位先生的诗酬唱和，入眼春景也蒙上一层凄迷。

出康乐园北门就是珠江边了。伫立江边，看江水“不舍昼夜”。脑海里出现了三条江流——瓯江、湘江、珠江，它们重叠着发出大海澎拜声。“逝者如斯”只不过是一种悲悯的情怀。

先生的遗作历来受学界的重视。1983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遗著《说剧》的增补版。1984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遗著《五大名剧论》上下两册，内收遗著《西厢记论》《琵琶记论》《还魂记论》《长生殿论》《桃花扇论》等五部专论。1994年8月，岳麓书社出版遗著《〈三国演义〉试论》增改本。20世纪90年代，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黄天骥、陈寿楠两位先生编的三卷本《董每戡文集》，收入董先生的著作近200多万言。2004年，中山大学为纪念80周年校庆，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其中包含了黄天骥、董上德二位先生编的一卷本《董每戡文集》，全书34万字，是先生关于中国戏剧史研究论著的一个选集。同年，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了《〈笠翁曲话〉拔萃论释》。2011年，岳麓书社出版了陈寿楠、朱树人、董苗编辑的五卷本《董每戡集》，近300多万言。2018年，《中国戏剧简史》《西洋戏剧简史》《<三国演义>试论》，收入国家新闻广电总局向全国推荐244部中华优秀传统普及图书“大家小书”丛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貳

先生的信札

俨然一幅心灵图谱

董每戡先生的信札，是另一种遗作。时间跨度从1944年至1980年，正是先生在三台转向剧史研究的后半生。目前，已收集到先生存世的书信总共147封，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7封，50年代的9封，60年代的2封，余下大部分都是1973年以后所写，此时已到一个时代的尾声。

读先生的信札，是立于时代的风云下看先生。信中，人、心境、世态，真情流露，俨然一幅先生的心灵图谱。

时间最早的一封书信是1944年8月13日写给在四川三台时东北大学的学生刘黑枷，信中写道：“宣传确只有戏剧一武器，口头和标语完全无用，年来军政当局都知道这一点，只是不肯出相当的钱去实行，有许多队找不到人或经费过支绌致解散，在这上面也保存着中国办事的风格！”可见先生虽离开戏剧抗战岗位，在三台教课的同时仍不忘组织学生剧运。一封书信藏着一段岁月。三台岁月于先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他的剧史研究从此始。1979年5月8日给东北大学的学生李世刚的信中写道：“三台那几年的生活，我常想起，那一段，是我恢复教学，又坐下来搞学术，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段。”三台三年，先生写下《谈木偶戏》《谈百戏》《戏剧考原》等多篇剧史研究文章。

董每戡先生珍视师生情谊，与三台时的学生刘黑枷、李世刚、谢宇衡一直保持书信往来，给他们学术上的指导，关心他们的工作，告知自己的近况。这是先生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责任心使然。1947年6月给刘黑枷信中写道：“很难得一个将来在学术界露脸的徒弟，这在教书人是件寂寞的事。”动荡的年代，谋生不易，先生教职不稳定，辗转多地，长沙又面壁二十一年，弟子寥若晨星。1974年先生给温州的侄子世评信中又提：“我自从那年元旦看到你起，就想我若能脱出厄运，拟带你当个徒弟，教了几十年书却不曾带个徒弟，真希望有个传衣钵的人，可惜事与愿违！未知他日尚有可能否？”先生之憾，也是我们之憾。

叁

一封求助信

表明在“自谋生活”

董每戡先生上世纪60年代的两封信，一封写给胡忌，一封写给洗玉清。尤其是1961年10月11日写给胡忌的信，是先生亲笔书写以夫人胡蒂子名义去的信。转引如下：仲平先生：

已有几年没有通信，但知道你在戏剧出版社工作，不过几年来变化很大，不知你仍在出版社否？试写此信。

我们在1958年的国庆前十天离穗来长，养病；他呢，主要是闭门著作，中间也病了一场，到现在止共写了两部东西达75万字，并增修一部往日已印的达17万字，总算有些成绩。

你的近况如何？时在念中！任先生在58年底通过一次信，也一直没给他信。从前跟你很要好的夏同学还有通信吗？不知他现在何处？希望你能复我！如果此信能收到的话。信可径寄我现住处：湖南长沙东区堂皇里30号楼上胡蒂子，或写给孩子苗收也可。此祝

著绥

胡蒂子 10·11

满纸是试探问询的语气，其实写信人是“希望你能回复我”的迫切心情。这是一封求助信。先生选择“自谋生活”，天真的以为可以靠写书拿稿费能以自由职业者生活。三年困难时期，一家到了寄卖藏书和衣物的困境。1959年已完成的约60万字的《中国戏剧发展史》和20多万字的《笠翁曲话论释》两部书籍，如果找到出版社出版就可以拿到稿费，解生活之困顿。这封信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写的。但在那时，先生的书籍怎么可能出版呢？简直是天方夜谭。

肆

报国还凭笔一支

赤子情怀支撑着先生

先生的信中也常提及自己的一双病手，这得以让后人知道这双病手带给先生不是一般的苦难。

1947年4月11日给刘黑枷的信：

“右手只喝酒后尚可写字，平时不用了。”

1954年6月20日给李世刚信：

“我的两手已全废，写几百字的文章都不可能了。”

1955年给赵景深先生的信中说：

“1953年10月院系调整来中大中文系，几年来因病手越趋严重，埋头读书、教书不写作，去年冬天开始用右拳握笔试写。”

1979年8月4日给李世刚的信中关于手病的来龙去脉说得最为详细：

“我自1947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开始手颤抖，改用左腕，至解放后左手又抖，用长锋羊毫以右拳握着悬肘写小字，53年院系调整，由湖南大学调到中山大学，56年起又不能用了，改为右手横握钢笔，左手一指顶住钢笔尖部分推着写，58年起在长沙写的百数十万字稿子都是推写成的，现在还是如此推书，写条幅已无法办到了。”一双残疾的手却写出百万字的文稿，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董苗老师说：“我不知道父亲超强的意志哪里来的？”答案也可以在书信中找。1973年给林亦龙一封信中说：“弟所以苟活，仅仅恋恋于欲为学术尽力，耿耿此心，未审能得谅鉴否？”1979年5月5日给林亦龙的信中说：“唯一愿望是为学术作些贡献，再活十至十五年就好了，过两月满72进73岁。”是“报国还凭笔一支”的赤子情怀支撑先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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