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开来的“的士” 成都的士史话

张建 著四川文艺出版社

连载12

在本章节多说了下“贡多拉”之事，就是想说明它的整个制度保障了它的长期存在，并极大地影响了其他交通工具的出现和发展。“贡多拉”和“渡船”，出现在陆道不发达的时代，人们都是沿水而居，最原始的“水上的士”就开始服务于人们了，后来的马车也好，营运轿也好，黄包车也好，哪怕是最近的出租汽车也好，他们都学习过“贡多拉”和“渡船”的摆渡服务方面，把出行人从这个站点渡到那个站点。

英国伦敦的出租马车开始是单车双轮双座，并风行一时，在十九世纪下叶成为伦敦“街头之王”。当时的英国首相杰明·迪斯雷利就形象地称这些“街头之王”为“伦敦的贡多拉”。其实这句称呼，也就暗示了英国出租马车与意大利古老的“水的贡多拉”的关系。1979年10月，再次开业的成都小汽车出租站，其首批新车上海牌轿车出租了，也再次学习了渡船的摆渡服务方式，在市中心的盐市口开始摆渡到人口繁多的火车北站，真是一个典型的陆地上的点到点的摆渡服务，并使其成功的摆渡到成功的市场，最终成为改革开放后成都第一家出租汽车企业。

“水上的士贡多拉”在水城威尼斯活了近千年，咱们成都的“水上的士”却消失了。不过，庆幸的是我们还能看到读到它当年的“小小渡船票”。蓉城的士文化博物馆就收藏有成都地区十几个渡口的渡船票据。当看到这些渡船票时，仿佛也把你的思绪摆渡到了过去的时代。

既然是“水上的士”，当然也同客运马车、黄包车、三轮车们一样有服务，有收费，有税收有收据了。虽然坐渡船一次仅是一分钱或二分钱或三分钱而已，但船主也没忘记给你一张小小票据，服务之诚信都浓缩于小小票据里了。而那时的小小渡船票，依然大都是用成都特色的雕版拓印，雕刻得认认真真，使用得真真切切，不然我们今天哪能收获到已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小小的渡船票呢。

以“成都市渡船票收据”为例，有一张南河羊皮坝的票据，虽然票面仅仅是一分钱，却非常珍贵。正因为它是一分钱，才包含了多少回忆和回味，仿佛那时的一分钱，依旧在兜里带着体温。羊皮坝渡口可能是在城区内最后一个消失的渡口吧，起码它是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才终止的。在丰水期，渡船一次能摆渡二十余人过南河，每人一分钱。摆渡非常安全，直径有六公分粗的竹缆绳一头拴住船头，一头拴在岸头的老皂桷树上。梢公站船头，竹篙一撑河心，用力一撑，渡船非常听话般地就到了对岸。每逢冬天枯水时节，船主人就把渡船横放于南河中心，并在两岸架上木制浅桥与船相固定联结，一看就知是一座季节桥，原来摆渡收费1分钱变成了过“桥”收费1分钱，给人的感觉是，成都人民非常智慧而幽默，而且很有生活情调。

第六节“单车的士”不孤单

说自行车也能成“的士”，而且还归类于的士祖先类，让一些人听到纳闷。好多人都会以为，自行车在成都出现已是解放后的事了，尤其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风潮成都。那时，成都东郊的上下班高峰期，真是自行车的海洋，公共汽车只是海洋中的一只只小船而已。所以，现在的人叫自行车就是自行车，没有其他的叫法，你要说它什么时期“的”了一回，无非是做回了“粑的”，就是人们所叫的“pa(火巴)耳朵”,也叫“偏三轮”，但它也不是的士祖先呀？

开初，笔者也这样认为，根本没想到它还有什么资历做的士祖先的份。但后来变化了。

其实，自行车进入成都非常早，查看好多书，都说是在民国十二年(1923)前后，就是当时轿子、马车、鸡公车风行的时候，黄包车嘛也处在被轿子之类“压迫”的初期阶段，可见自行车在成都，起码也是同步挤入当时国民初期的交通工具的行列。至于能否列入“的类”，叫它“单车的士”，只有慢慢说来。

《成都掌故》作者之一的李英老先生，在该书中的《清末民初的成都市井风情》组文中，就有一段文字叙述了成都最早的“洋马儿”。他说：记得是民国十二年（1923），我在成都初见自行车。那阵成都人谁也不把它叫自行车，而是叫做“洋马儿”。当时《川报》有文字介绍，“西人有奇技，能以钢铁制两轮两角之怪兽，人乘其上，行走如飞。”

接着，李老先生又说，“那阵，在成都销售的自行车，大都来自英国、美国和日本。英国自行车有‘双枪’（其实叫‘三枪’）、‘飞利浦’，美国的自行车有‘红手’，日本的自行车有‘菊花’。在下东大街有个著名商号叫‘马运隆’，算得上是最早卖自行车的商行。自行车经销商也有促销的奇招，他们聘了几个杂技演员，天天在少城公园做车技表演，引起大批游客把他们团团围住，里三层外三层，轰动一时。杂技演员还义务收徒，每天来学的人成群结队。不久，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就逐步流行起来”。

李英老先生在他的《轿子风行一时》中又说，“20世纪20年代，成都修了马路，黄包车出现了，还有少数自行车，轿子就逐步在成都消失了。”这段文字说明，自行车经销商经过八年的努力，成都“还有了少数自行车”。

把自行车叫自行车，当然是西方科学与设计界的标准称呼，到成都官方也如此叫自行车，在民国初期老百姓要叫“洋马儿”，到民国中后期，也有的叫“单车”或“脚踏车”。就如同叫“火柴”为“洋火”，叫“肥皂”为“洋皂”，把西人的东西前都加个“洋”字。就像黄包车一样，官方都叫人力车，但全国各地老百姓都有习惯于地方的叫法。管自行车叫脚踏单车的，很形象嘛，用脚力踏动，一个人乘之，当然叫“脚踏单车”了。

李英老先生在《成都掌故》有文说，1923年成都开始有自行车了。笔者想，他主要是说成都那时有商行专营自行车了。

其实，成都有自行车进入还要早得多，这就得再次说到一个人，他就是从英国来到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任教的苏道璞。他是受英国天主教公谊会派遣，于1913年到成都，在华西协合大学工作生活十七年，先后担任过华西协合大学化学系主任、理科科长、大学副校长。他出行交通工具的最爱，就是他从英国带来的三枪牌自行车。这辆黑色的三枪牌自行车，早于成都商行专营自行车的时间，整整有十余年。他带自行车来成都时，轿子之类正在盛行之中，但苏道璞总是骑乘自行车，从不坐轿子，哪怕是到数百里之外的异地也如此。有一年，苏道璞同成都公益会代表会去三台县，300余里来回，他都骑自行车。那个时代，成都的自行车“洋马儿”有几部，数都数得清，还敢有的就是邮政局了，邮政员的自行车是国民政府配备的先进投递交通工具。所以，自行车很是惹人眼，是种奢侈品，更也惹了歹人的歹心，苏道璞就是被歹人盯上了他的自行车，不仅被抢了车，也被抢了性命。

（未完待续）

下期预告：自行车出租于中华民国后期已在成都地区流行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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