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博物馆有群西汉木牛

绵阳市博物馆展出的西汉木牛

在绵阳市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有一批西汉时期的木牛，其中一件在绵阳市博物馆展厅向社会公众展出。

这批木牛1995年出土于绵阳高新区永兴双包山西汉木椁墓二号墓，均为整木斫剥、雕刻而成，都没有髹漆，形制基本相似，均为站立状，前肢直立，后肢稍曲。木牛为三角头形，长吻、圆眼、立耳，嘴紧闭，体态肥硕，四肢上粗下细。

在绵阳市博物馆公开展览的这件西汉木牛，看起来很不起眼，为何会在绵阳市博物馆展厅占据一席之地？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

在汉代，牛的社会职能之一是耕田，特别是“二牛三人耦犁法”的推广，让牛的地位更高。汉王朝规定“只有年老体衰的牛才可以宰杀”，《盐铁论·刑德》中有“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的记载。

在汉代，牛也用于交通运输。西汉初，天下初定、社会局势不稳，马匹主要用于战争，牛车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史记·平准书》记载，西汉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书中还有“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的记载。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徭律》中有“发传送，县官车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赀者，以赀共出车牛及益”的记载，可见牛车在当时运输中不仅有着重要作用，还很是紧俏。

牛在西汉也用于军事战争，《汉书·李广利传》记载，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广利征伐大宛，带去了十万头牛。史书中没有明确牛在那次战争中的功能，但从汉代社会对牛的重视程度看，很可能是用于战略物资运输。

《晋书·舆服志》介绍一种驾牛的“画轮车”时写到，“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到汉灵帝和汉献帝后，“天子至士庶遂以为常乘”，但这种说法有些牵强。

汉献帝是东汉的末代皇帝，时局动荡，他时不时就会被人挟持，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对象，经常奔走在出逃路上。《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记载，汉献帝出逃陕县，北渡黄河时丢失了车马辎重，只有步行出逃。不久他在安邑定都，没有车马，只有乘坐牛车出行，这是非常时期的无奈之举。后来，有了车马，汉献帝自然就不乘牛车了。但有了皇帝开头，大家赶赶时髦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耕田犁地到交通运输，加上朝廷对牛的保护，赋予牛不低的身价。成都市出土的一通东汉石碑中，就有“牛一头，万五千”的记载。

绵阳永兴双包山西汉木椁墓二号墓出土30件木牛，根据汉代“厚资多藏，漆用如生人”的丧葬习俗看来，墓主生前家中肯定养牛不少。墓葬出土的其他文物，多数都是高档物品，大部分都是生活器具，还有彰显身份的漆木马和马车。因此，墓主生前养的牛应该主要是用来食用的，但也不排除有牛车的存在，不过墓葬中并没有牛车出土。

由此可见，绵阳市博物馆展出的这件木牛并不简单，而是承载了西汉时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透过这件木牛，人们可以适当的发挥想象，去探索西汉时期的农耕文明、交通运输、社会生活概貌等。（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张登军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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