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的复活到人的复活 严显勇作品集《往事不言》序

□卢加强（成都）

当人从文学里被抽走，当创作文学的主体、创作者本人在文学中失去了“在地性”，文学创作更多的成为一种技巧，甚至成为一批技巧并不高明却自以为是的空头写作者的杂耍，在文学里没有了作者本人的生活历程、作者本人的喜怒哀乐、作者本人自然的游历和阅历，没有本人对社会时代的见证、对“他者”的观照、对人生的感悟。文学由此变得空洞、变成谎言、变成嬉皮士、变成钩钓粉丝的鱼饵，文学因之失去了人性，也失去了血性和心性。

哲学家福柯呼喊：“人死了！”他警觉作为哲学与自由的人死了，其实作为文学的人，在不少作者的文中已死了，在不少甚至知名作家的文学作品中首先表现出来。如果说尼采“上帝死了”是对人的悲悯与救赎的呐喊，但文学中“上帝”缺失，文学就没有了精神感召的力量，没有信仰的力量，文学中人“死了”，文学就没有了人间的烟火味，没有了一张张“湿漉漉的桃花瓣般晃过”的面孔和一颗颗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心。因而，文学远离了大众，大众远离了文学。互联网的兴起，文学创作的量比任何时候都高，而经典的，关注人，关照众生，人们喜爱的文学却日渐式微，这是文艺工作者必须反思的。

绵阳游仙严显勇是我在工作中认识的一位让我感动的基层干部，是我在国内几十个县奔走发现的一个有思想有情怀有担当的干部，用当今流行语说就是极有初心与使命的干部。他寄来的一组稿子，我挤时一口气读完。从他的乡村、田园到他的家庭琐事，从乡村校长的爱心，到乡镇干部的责任，从招商工作的经历，到文旅工作的创意……书中记载了他的工作历程与苦乐。对家乡以及脚下走过的玉河和芙蓉花溪的吟唱，到与家乡历史文化名人涪翁、李意溪、李白、杜甫、陆游的对话。从到云南新疆的考察游历到美国哈佛大学校门前的沉思……有记叙文的叙事，有散文笔法的神韵，有诗意的情愫，有学术的探究。书中看到了用心生活、用心工作、用心学习的“我”的形象，似乎听到一介绵州书生一路学习、一路思考、一路工作的真实而坚定的足音。我们看见一个作为基层官员的人，作为终生学习者的人，作为父亲的人，作为儿子的人，作为丈夫的人，作为邻里的人，作为朋友的人，这个人的每一方面求真求实求诚求美的精神在字里行间呼之欲出，这个人的每一方面随着跳跃的文字让你喜爱，让你钦佩，甚至让你熟悉——并欲在文化史中找到对照。

为官为文，解甲为文，这是中国文化与中国仕人的渊愫，历朝历代层出不穷。投身三分天下的诸葛亮是如此，推动变法的王安石是如此，“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东坡是如此，在绵阳留下“六一堂”的欧阳修是如此，流离于古东津路的杜甫是如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如此，四川明代状元，一生情系滇陲，“见利不在人先，见义不在人后”，上忧其君，下怜其民的杨升庵是如此。为文官之余，为艺政之余，岂可不事农桑而独为文乎？岂可象牙塔里空为艺乎？一曲“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淘尽了多少仁人志士，英雄豪杰。

然而，历史也罢，现实也好，并非每一个人都有幸能走到历史的聚光灯下，走到史学家的如椽笔下，历史及现实风流人物的舞台只能容下极少数人，历史的天空只能闪烁着“几颗星”。位卑未敢忘忧国，书生魂牵是家国。具有这种情怀、这种理想、这种智慧的“凡夫俗子”们，思考的深度、心灵的温度、行走的力度，让他们成为一个时代基层社会最坚固的基石。严显勇在工作生活之余写下的文字像一片湖水托起了他心灵的船，通过这样的文字，你便随着心灵的小船去回溯，去体味里边的故事，与作者有心连心、心贴心的心灵触电。这些让你带电的文字，让你带电的文章，虽然还不够成熟，不够“专业”，还较朴拙，却比职业的写作者，关在书斋里的写作者，凭聪明的“编程”的写作者更令人喜欢。我们从书中可欣喜地看到真诚生活，忘我工作，“眼里含着泪水”，捧着一颗心走在田野上，走在大地上的人，一个满怀激情与诗意拥抱生活和工作的人。在工作生活之余记录感悟的文字，是从自己脚印里长出来的，是从自己汗水里结晶出来的，是一个人的叙事诗，是一个人的画卷，也是一个地域的历史。《往事不言》是深爱过、用心用情奔跑过的一介书生，唱给家乡的恋歌。

一篇篇短小的文章，比空洞的鸿篇巨著更能真切反射出一个宏大的时代、一个地域的变化、一段心路的历程，这应该是严显勇编印《往事不言》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也是对当下文学创作行为的一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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