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诗歌话语的合力共构 ——绵阳当代诗歌创作论之总论

□冯源（绵阳）

作为一种地域文学现象，绵阳的当代诗歌创作之所以能够有今天这样一个繁荣的局面和兴盛的景象，之所以会涌现出不少在国内省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群体，之所以会有赵敏、郁小萍、雨田、蒋雪峰、野川等以诗歌作品先后荣获四川文学奖这样的卓越成就，成为四川当代文坛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诗歌创作力量，这是由绵阳的审美文化积淀、文学的内生性力量等因素共力作用的结果。

就审美文化的历史积淀而言，绵阳诗学文化遗产无疑是最为丰厚和源远流长的。自西汉伊始，就有扬雄的千古“辞赋”在绵阳这片土地上异峰突起；唐宋时期，更有“诗仙”李白的激扬涪水，有“诗圣”杜甫的褒美梓州，有“诗谜”李商隐的深情咏叹，有文豪欧阳修的挥毫书写，有陆放翁的行吟华章；即或是到了明清时代，也有李调元、孙桐生等大家名流的自然放歌。一代又一代杰出的诗人，以他们的大量优秀诗作构造了绵阳诗歌创作的丰厚文学遗产。其中，作为与绵阳这方水土有着特殊亲缘关系的李白，更是以奔腾豪迈的诗学风范和浪漫主义精神，成为这份文学遗产中的核心力量元素，不仅在绵阳当代诗人的审美文化心理中沉淀为一种深刻的诗学情结，而且为绵阳诗歌的当代发展奠定了丰赡的美学思想底蕴和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内质。从文学的内生性力量看，自新时期文学以来，随着朦胧诗、先锋诗、现代诗、乡土诗等一波波诗歌浪潮的风起云涌，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内容之一的诗歌艺术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具有特殊的美学内涵和召唤精神，使一直栖息并成长在绵阳这片沃土上的诗人们的诗歌意识便被逐一唤醒，并潜滋暗长为一种持续而强大的文学内生性力量。除此以外，社会生活的稳定、地方经济的繁荣、文艺政策的宽松，也从不同层面和角度给绵阳的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较良好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和积极有益的发展条件。

从整体与综合的维度来考量绵阳的当代诗歌创作群体及艺术成就，尽管诗人们在创作心理方面的成熟度不尽相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也有大小之别，但他们都竭尽各自的精神力量、创造的智慧灵心、艺术的审美方式矢志不渝地高举着诗歌的大旗，极力发挥不同于其他地域的在感性、智性、理性诸方面的优长，直入所稔熟的土地、生命和自我灵魂、自我情感的内层，将历史与现实、生命与存在、爱情与理想、美与丑、文明与道德、人性与非人性进行繁复的熔铸，合力建造出一个既具有生命质感、情感律动又富于意蕴光芒、艺术火花的诗意世界。从诗歌创作的具体层面看，绵阳的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都无不饱蘸着各自的情感和智慧、心灵和审美，是用自己的生命与灵魂对现实、时代、社会的真诚拥抱，是艺术外化出的一曲曲谐律的歌唱和对自己生存大地的颂扬，是他们以自己的艺术目光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深入这方山水的人世民间、地域气韵、生活仪态、文化内蕴、灵魂方式的较为全面而深刻地体现。一方面表达出诗人们自觉而由衷地对于土地、社会、时代、现实和自我心灵的强烈关怀与深切感悟，借以回报养育了自己的这片真实大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才具有的灵魂，虽然它们传表出的是不尽相同的诗意美感，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审美冲击，但他们尽到了各自作为一个土地子民的神圣职责；另一方面，绵阳的诗人们从各自的感性、理性、智性及其有力整合的文学视野出发，以各自的生命感知和艺术开掘的不同去观照熟悉的人物情感、山川风景、风俗民物，或淡或浓或浅或深地描绘出一幅幅社会、时代的生活图景，同声传达出一种形神兼备、质义协和的深刻蕴意，尤其是诗人们的审美思想、美学倾向和厚重而又宏博的诗学境界。从艺术的角度予以审察，绵阳的诗人们所接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都不尽一致，各自的感知能力、审美倾向以及艺术的思维方式、艺术的功力便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在诗歌的语言方式、形式建构、意蕴挖掘和具体的传达上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性。

任何一种理论观察都是以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来评价事物，既要揭示出它的优秀本质的所在，也要对其不足予以深层的检视。毋庸讳言，绵阳的当代诗歌创作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不足，这些不足或许正是我们中国当代诗坛的病症所在和诗歌日益式微的根本。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诗歌是最具有情感性、灵魂性和个性特质的，它要求诗人对世事万象进行充分的情感过滤，并富于丰富的想象力和美感化的语言。但我们诗意书写现实、时代的方式大多是趋感性化的，又极端地囿于自我狭小的心灵世界，并乐此不疲地反复玩味。尽管我们不排斥诗歌的心灵化、个体性、独特性等审美特质，也不能武断地把它界定于大众化、普及化、生活化的层次，这种仅仅滞留于事物表象的过度私人化式的吟唱，自觉不自觉地使诗歌拒绝了对现存世界的更为广阔更加本质的深入，尤其对现实生活中丰富复杂的内容和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挤压下人的生存矛盾缺失了必要而深切的关注，如此书写方式只能有如一个个渺小又浅显的身影。从另一个角度看，绵阳的不少诗人不仅对普通劳动大众极为关注的现实生存需要、生命群体渴望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冷漠，而且相当地“以我为主”，对于自我之外的最多也是不着实际不切本质的空灵吟咏，这就从两个向度上将诗歌一步步推向自我狭小的泥潭、尴尬的时代境遇。从艺术层面来审视，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人们在朦胧诗、现代派诗日渐衰落的警示中并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深刻反思，依然故我地在单纯的语言革命、形式创新的路上执意跋涉。这种孜孜以求、钟情不移的精神的确值得称道，但由此产生的后果也不难设想，一方面是诗人们主动放弃了现代诗歌明白晓畅、清晰自如的语言优长，一味地在诗意的隐秘性、象征性、含混性中寻求新奇特异，从而加重了诗歌语言表达的艰深晦涩、迷蒙难辨、无以明了；另一方面，诗人们以对诗歌语言的刻意打乱、重新组装，令语序颠倒、韵律错杂，又进一步加大了诗歌接受的难度，使人们不得不产生心理的抗拒、情感的排斥。

如果从理智上讲，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并不是一个最佳的诗意人生时代，物质文明建设的日益深化和强势、人们的现实意识和物本欲望的愈发深入和执着、时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甚嚣尘上、审美文化的日常生活化趋势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冲击着诗人的诗意理想国，扰攘着我们对于诗歌艺术的精致化生产。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存在，绵阳当代诗坛的诗人们理当应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认知。诗歌，从来都不只是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圈子化的所作所为，而是人类的一种灵魂仪式和审美工程建造。诗人有信仰的坚持，诗歌才会有建树。（作者系绵阳师范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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