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媒体工作的意义

本报记者 肖芷悠

2012年5月末，我刚入职不久，恰逢“六一”，偶然听朋友说起，在绵竹武都镇有一位“聋哑妈妈”张淑蓉。之所以称她为“聋哑妈妈”，是因为她近乎义务地照顾着一群聋哑孩子。下意识的，我认为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六一”报道题材。于是，七个娃娃的“特殊学校”——成了我首次独立完成的“大采访”。

对于从未那样近距离接触过残障群体的我来说，直到开始采访才发觉，原来在这样的采访中，沟通本身比采访写稿更具难度。

这是一群失去了听力的孩子，尽管他们在一位好心“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心之下，但依然显得敏感而容易受伤。

他们听不见，便更排斥别人在面前窃窃私语。相对于我胡乱比划的“手语”，他们偏爱更简单的笑脸。

采访中我发现，比起正常的孩子，在放松的状态下，这些孩子加倍地调皮。他们抓起我的相机乱按一通，或者抓起手机往高处扔。我一边向“聋哑妈妈”询问情况，一边胆战心惊地关注我那些随时可能“毁灭”的采访用具。

“不要担心。”发现了我的紧张，张淑蓉说，“你要学着信任他们，也许看起来他们调皮得好像不值得信任，但他们其实比一般人更加细心和体贴。信任是你们进行交流的第一步。” 而事实证明，结束采访时，我的相机里留下了许多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其中不少来自于他们的自拍。

“其实，我不需要媒体来夸赞，我只是想，你能不能帮帮这些孩子。”离开时，张淑蓉叫住我，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有几个孩子的家庭住址。“这几个孩子的听力还有恢复的可能，但他们家庭贫困，如果再拖迟，可能就没希望了。你看看，你能不能联系什么机构帮帮他们。”

至今，这张纸条仍夹在我第一个采访本中，那时的我力量微薄，只能借他人之力给这些孩子施予援手，我不知道这些孩子后来怎么样了。但在那次采访中我忽然明白，采访写稿是本职工作，但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别人带来帮助和幸运，则是我从事媒体的最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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