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一部六十年援藏史 ——长篇小说《红雪莲》创作谈

杜文娟近照 在冈仁波齐神山下

随着在青藏高原行走年岁的增加，愈加觉得应该为这片高寒之地写出更有分量的作品，以此来对应广博深厚的雪域圣地。

《阿里阿里》出版以后，多个省市援藏领导小组或援藏人员联系到我，希望为他们写一些文字，尤其是时光逐渐逼近2015年，中央各有关部门和相关省市执行中央政府对口援助西藏二十周年来临之际，多地涌现出大批援藏题材作品，我依然不为所动。

不写受邀之作，不等于对援藏这件国家大事不关注。2010年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前往西藏堆龙德庆县定点深入生活，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也是一位援藏者。

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和回望半个多世纪，即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多年以来，内地人在青藏高原的生活情感，以及与藏文化藏民族的交融与碰撞，一直是我思量和叩问的主题。

某一天，我去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做节目，不停地催促司机开快点，司机问我这么急干嘛呀，我说做援藏干部的节目。他立即转过脸，提高嗓门问我，什么是援藏干部，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我问他是哪里人，开了多少年出租车。他说长安县人，现在叫长安区，在西安城里开了二十年出租车，第一次听到这么奇怪的名字，嗨嗨，援藏干部。

说话的当儿车身一抖，差点撞到路边护栏上。我惊得半张着嘴，望着两只麻雀从石榴树飞向雪松，浓密的松针间并没有鸟巢，但依然义无反顾，悠然轻盈。

西安的暮冬清晨，空气总是那样粘稠，撞开麦浪般的浮尘去赴一场文学盛宴，为一个区的文学爱好者讲写作。教室在四楼，并无电梯通达，上楼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位老先生被人搀扶着，走得缓慢而蹒跚。老人头发没有全白，坐在第二排靠窗的位置，互动提问时，他双手撑着桌沿站起来说，四十年前听茹志鹃讲她走村串乡动员老百姓抗日的经历，今天听小杜老师讲西藏故事，那你说说孔繁森为什么二次援藏。我立即起身双手合十，向他表示敬意。还没等我开口，有人就大声说，是呀，山东的男干部难道全死光了，明知道西藏艰苦，还派他再到西藏。有人歪着脑袋扭着脖子说，上次我们千里迢迢把衣物捐到一个地方，大门口坐着一个老太婆，连屁股都不抬一下，更不用说感激了。还有人说，我们走到哪里，都有藏族孩子跟着撵着要东西。

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望向窗外，梧桐高过窗棂，枯叶飘落一片，又飘落一片，风过时，哗啦啦脆响，光裸的枝干在冷意中愈显苍劲，树皮莲花一样被拂起，露出斑斑驳驳树的脸。睫毛闪烁间，想起广袤的藏西和藏北大地，无论是农牧民还是机关干部，只要不走出当地，从睁开眼睛看世界到耄耋老去，没有谁见过如此高拔的树木，这般繁盛的萧萧落叶，因为他们一生一世不知道树长什么样子，花开什么颜色，甚至连一株高过脚踝的植物都不曾见过。

西藏就这样忽近忽远，似风似雨又似霞，与我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无力逐一向所有人解释，讲述我眼中的西藏不是那么简单，我经见的藏族同胞深广如海，缤纷盎然。

的确，我不应该一直沉默，要以自己的方式和情感向更多人诠释一个领域，一种姿态，一个人的万千思绪。我不是藏族人，一生一世也融入不了藏文化，但我有一双外来者的眼光，一颗关照远方的心灵，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我的责任与担当。

写什么和怎样写是每个写作者必须面临的考验，为此我辗转纠结，惆怅满怀。

哪个点才是小说的种子，这种子如何生根发芽，茁壮蓬勃。一个听来的故事如同雅鲁藏布江之夏，汹涌浩荡，一泻千里。

那位热血青年原来一直藏在记忆深处，我是多么欣慰，还有一方润泽失败者的清净之地，他在我心中，不离不弃，从模糊到清晰，从笑谈到肃穆。

我把他从尘封中请出来，走近他，打量他，探究他，与他屈膝长谈，同床共枕。其实，我万般清楚，他是不情愿被打扰，不想被人知道，如果还活着，也是隐姓埋名，如果已经离世，更是寂寥无声。好像是2011年萨噶达娃节刚过罢，我请一位当地官员帮忙寻找从阿里到拉萨的长途汽车，他是一位藏二代，父辈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较早一批援藏者，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曾经有一位青年学生，从内地千里迢迢来到西藏，有关部门希望他留在拉萨工作，所有部门任由他挑。可他希望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就把他分配到藏北一个县当老师，校园里第一次响起了二胡笛子声，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热闹，两个月以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那位老师也不知去向，有人到内地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感觉他从来就没有来过西藏。

记得非常清楚，听完这个故事，我俩相对而立，哈哈大笑，高原阳光照耀在脸上，刺得两只眼睛不能同时睁开，嘴唇虎口因为皲裂，笑的时候撕扯得疼痛，伸手去摸，抹一把艳红。

这位知识青年就是柳渡江的原型。

确定了男主人公，就得有一位女主人公相匹配，西藏和平解放六十余年，雪域高原是否经历了汉地那样的政治风云，历史变迁，她应该有什么样的命运，心路历程怎样，两个人有什么样的交集。思索良久，认为两个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藏北高原，尤其是茫茫无人区，但他们肯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有人相连，还有事相牵，这人就是柳巴松，这事就是援藏。柳巴松便成为连接柳渡江和南宫羽的桥梁与纽带，同时也串联起几十年风雨援藏路。

这条路不是康庄大道，没有浩荡气势，有点荒僻甚至私密，属于一个人的心灵史。

作家写一辈子，永远也绕不开自己，我非凡人，南宫羽当然有我的影子。

万物生灵都有关联与矛盾，和谐与斗争并存，小说是人学，更是社会学，自有避不开的法则。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他们的共通之处是什么，冲突又在何方。是自然环境的，时代背景的，还是民族认知的，或者是人性原罪，种种可能都有，而每一种可能背后都有相匹配的庞杂内容。人物命运、性格特征、政治生态、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动物植被、气候地貌等等一切，都需要谨慎取舍，细细铺排，悠悠锻造。

所有成品都是简单的，成书过程却相当杂芜，千头万绪常常使我怀疑自己，内心的坚韧是不够的，强健的身体很快被拖垮，在庞大浩繁的工程面前，所有豪言壮语和妖艳玳瑁都一败涂地，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广厦千间，一个人与整个世界的对话与抗争。从开笔动工，每天日出而写日落而息，朝思暮想，念念不忘，调动思维肌肤乃至血液，目的只有一个，让柳渡江、柳巴松、李青林、欧珠久美、老白、扎西校长、王副县长、河北大胡子们栩栩如生，让南宫羽、土丹卓玛、秦姨、冀苗苗们风姿绰约，让所有人动起来舞起来，不但让有生命的人物多姿生辉，请他们的影子也随之蹁跹。

话剧人物在舞台上张扬个性，小说人物在细节中鲜活生动，无处不在的细节最能检阅小说家的功力。洋洋洒洒三十余万言，单靠语言、情感、意念、景物描写是支撑不住的，海量的信息源自几十年的储备和积累，信手拈来靠驰骋万里的魄力和自信。

有人说小说不讲政治，只是男女纠葛，情感波澜，与政治毫无关联，其实小说讲大政治，政治像阳光空气和水，无时不在，如影相随。谁说托尔斯泰、马尔克斯、路遥不是政治家，《离骚》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源头，《论语》是儒学思想的原乡，鸿篇巨制不可能没有大时代大政治。所好，我有在藏区跟随慈善机构做公益的经历，接触过众多当地人、外来者、知识分子、普通农牧民，悲悯和仁爱是我的文化立场。

知道写不出扛鼎之作，但虔诚和努力是具备的。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以我的视觉平视那片高地，真诚地呈现出这部援藏史。

《红雪莲》从素材积累到成书历时数年，也把自己变成了一朵红雪莲，经受风霜，历尽严寒。仓央嘉措说，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我想说的是，我创造了一部《红雪莲》，我就是汉地最艳的雪莲花。（杜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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