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绵州与丝绸之路

绵阳古称绵州，自古以来既是重要的蚕桑产区，也是全国丝绸和纺织工艺领先地，历代文献中均有明显记载。

上世纪初，绵阳的蚕丝产业依然兴盛。冯玉祥在他的自传《我的生活》中就曾记录过当时的情景。1915年夏，冯玉祥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驻扎绵阳。他在《我的生活》中曾记载，“绵阳一年有一度兴盛的丝茧贸易期。三四月之交，四乡的百姓，都争着把丝茧送入城中求售。我常在四城的近郊散步，看见那些挑茧的百姓，一个连一个，连成四五里长的行列。东门外如此，西门外如此，南北门也无不如此。百姓都穿着自家织的蓝布衫裤，赤脚草鞋，极其朴实整齐。他们担着的茧，百担之中有八十担是嫩黄色，如金子一样，其余是纯白色，如同银子……听说那时候，这里每年产丝额在二百几十万元以上”。

肖佳忆（绵阳）

绵州丝纺的历史记忆

1989年4月至5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涪城区新皂镇“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纺线捻线工具陶纺轮，表明在距今约4800年前绵州已经开始有了原始的纺织手工。

汉代涪县属广汉郡领地和治地，作为汉代边防士卒军装“广汉稷布”重要生产基地，《后汉书》记载广汉郡姜诗妻“昼夜纺绩”。从河西边塞出土的《居延汉简》资料可见，“出广汉八稷布十九匹八寸六半寸，直四千三百廿，给吏秩百一人”。

唐宋时期，绵州作为丝织品贡赋重点地区，产出的绢种类繁多，丝织品质扬名全国，《新唐书·地理志》载；“绵州土贡……轻容、双紃、绫、锦。”伴随着丝纺、盐等产业兴盛，明清时期绵州已是“机匠取茧织锦”“人烟遍地桑柘稠”了，其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上升，清雍正时绵州从本州（县级）升为直隶州。

新中国成立后，丝纺业更是绵阳县支柱产业，1957年10月建成投产的绵阳缫丝厂是国家“一五”时期重点工程之一，为当时全国最大、最新型、最现代化的半自动缫丝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绵阳蚕桑业经济地位有所下降，但因技术水平提高，生丝质量居世界前列，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14年北京APEC会议和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出席会议的国家领导人所穿礼服的原材料就出自“涪城蚕茧”。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涪城分别与意、德、法、日等国签订了长期购销合同，“涪城蚕茧”搭上“一带一路”中欧班列走出国门。

绵州是四川丝路重要的通道枢纽

绵州是丝绸之路四川最重要的商贸、物流通道，是四川大规模人群迁移、文化传播活动必经之地。为有效保障丝路交通的畅达，绵州兴修驿道，设驿铺，为过往的商人、使者提供食宿和牲畜的草料。

东北方向，沿金牛道出川入北丝路。汉武帝时期，北方丝绸之路开通，绵州位于金牛古道上，是北方丝绸之路主要商品“丝绸”的重要供给地和驿站。从《居延汉简》可知，涪地与丝绸之路的联系，不仅仅在于“绵丝”供应，还包括满足社会下层消费需求的低等级织品的生产。

西北方向，沿陇东路入丝路南支线。南北朝时期，当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受战乱影响中断之时，绵州的丝绸通过北川峡谷进入川西北草原、陇南、青海，然后转入西域的“丝绸之路河南道”到达蒙古、中亚细亚和西北利亚等地，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别支。

《皇朝郡县志》载：“（茂州)北有陇东，路通绵州”从绵州经安县、北川至茂县的古道又称陇东路或石泉军路，不仅是松潘驻防士兵的后勤供给线，也是茶叶、盐、丝绸、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运输线。唐、宋、元、明均进行了多次的开凿与整修，特别是宋代，更是商旅往来的极盛时期。

西南方向，经成都入南丝路。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早在秦汉以前就已经开通，并延续了2000多年一直持续发展，成为中国内地与东南亚等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1872年3月11日，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南方丝绸之路起点的成都簇桥“丝绸交易所”，亲眼目睹“簇桥出售的丝绸有产自绵州、嘉定府和其他等地的。”绵州的丝织品经成都、嘉定、顺庆，入云南、缅甸到达南亚、西亚。清乾隆、嘉庆年间，由于手工作坊的大量出现，缫丝技术的改进，绵州出产黄、白细丝享誉海外。

东南方向，沿涪江经重庆外销。清同治年间，绵州同通商口岸逐步建立超较为密切的联系，涪江水道成为绵州及邻近地区输出入物资的交通动脉。本地和外埠商贩由渝、宜、江、沪等地贩入洋货，从绵阳运出蚕丝。《绵阳县志·食货》载：“绵地产丝较邻封各县甚著名。在清光绪年间，如昭（化）、广（元）、梓（潼）、江（油）、彰（明）、石（北川）、平（武）以及潼属之丝，运输外洋，均由绵地归总，统名之曰‘绵丝\’。其本地之丝只有四成。邻县外来之丝约有六成，每岁由绵输出，岁约5000余担，号曰‘统丝\’”。每年经绵阳丝商转运出去，在上海托“万生丰”、“同康泰”两丝栈代卖给英、美、印度和南洋诸国，售价在一百万（银洋)以上。

丝绸之路带动绵州繁荣发展

1990年2月，涪城区何家山二号东汉晚期崖墓出土摇钱树的顶部，西王母居于龙虎座上。西王母起源于丝绸之路亚欧大陆唯一陆路通道的新疆，西汉蜀人司马相如在《大人赋》对西王母的形象作了描述，“西望昆仑之轧勿荒忽兮，直径驰乎三危……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棍西王母。”何家山汉墓曾经出土一枚铜镜中，图像分三格，下层正中为一棵神树，中层西王母、东王公分居左右，上层正中为一个华盖，表达了昆仑山的意象。以何家山出土的西王母形象为代表的西王母文化，逐渐发展成为汉晋时期风行中国的西王母崇拜文化。

1989年11月，涪城区何家山一号东汉晚期崖墓出土的铜佛像单像高6.5厘米，头后有椭园形项光，头顶为肉髻，穿通肩袈裟，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相。是我国最早的铜佛像，堪称“绵阳五绝”。《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汉代张骞证实了“蜀身毒道”即“南方丝绸之路”，佛教从印度经缅甸、云南传入绵州，对绵州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实表明，汉朝以后的两千多年里，绵州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四川丝绸之路咽喉要地，吸引了大量外商赴绵，绵州的丝绸、漆器、茶叶等商贸繁荣兴盛。据《宋会要·食货》载熙宁十年(1077）绵州的商税额为54376贯，所属各县和场镇的商税额为15057贯，居全川第三位。

公元115年,益州刺史部和广汉郡均迁至涪县，广汉郡设有工官“主金银器”“主作漆器物者”，生产规模很大，制件精美，曾经是朝廷倚重的手工业生产基地。伴随丝绸之路贸易发展，绵州的冶铁铸造、漆器、茶叶、养蚕缫丝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沿着丝绸之路渐次输出到中外。贵州清镇、江苏邗江宝女墩、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甘肃武威、朝鲜平壤、蒙古诺彦乌拉等地汉墓发现的广汉郡工官制造漆器，实证了“绵州造”有力地推动了丝路沿线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文明的进步。

（图片提供：绵阳市博物馆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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