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生活的时代距今约八百年,福建距离成都更有数千里,全国最大的朱熹宗祠出现在成都十陵,正是大儒后裔在此地承继文脉、传扬家风所致。
十陵朱熹宗祠创立至今将近两百年,它是朱子文脉、朱氏家风在成都传承的见证与记录,是天府文化包容性的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成都地方文化的宝贵财富。
·壹·
红豆寄相思
朱子生卒都在福建,毕生从未到过蜀地,与成都本无太大关系。但是,在今日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街道千弓村4组,却有一座“朱熹宗祠”。它占地2559平方米,总长59米,宽27米。其主体建筑为三进复四合院,面积1593平方米,坐北朝南,宏伟广阔,一门关尽,间间相通,带有典型的明清客家民居风格。同时,这座宗祠还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以朱熹命名的宗祠,也是目前四川唯一的朱熹纪念拜典场所,具有十分重要的保存、发展价值。
明末清初,数十年的战乱和瘟疫,使四川人丁锐减。清康熙十年(1671),清政府鼓励各省贫民入蜀开垦,开启了长达百余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行动。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大量朱子后人开始集中向四川迁徙,他们或逆三峡激流,或饮秦岭山风,先先后后、整门整脉涌入四川,立户巴山蜀水间。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支是来自广东长乐县(现五华县)华城镇齐乐村的朱必达家庭。
朱必达(后人称必达公)为朱子二十世孙,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率领三个儿子永盛、永吉、永秀从广东出发,徒步向四川迁徙。据必达公后人朱道南所撰《朱氏家谱序言》记载:“始祖必达公、二世祖永秀公由粤东迁于西蜀,道越七千里,山川阻险,关河崎岖,跋山涉水,不辞劳瘁。”在这番长途跋涉中,必达公一家以售卖麻糖弥补路途支用,最终走到了成都平原。不过,由于入川较晚,土地已被先入者“插占”,故必达公一家只得“易贸西市,摊摆南巷”,继续以贩卖小商品维持生计。若干年后,必达公用两丈红布、一只公鸡从“西河场”——也就是今天十陵朱熹宗祠原址的一户陈姓人家手中换得了房屋和土地,方才正式置产落户成都。定居西河后,必达公在住宅周围种下红豆树数十棵以寄托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其后,子孙繁衍、支脉日盛。至朱朝发当家时,又集中对家族聚居地进行了整修扩建,在蔚然成林、昌茂扶疏的红豆树间新筑院落若干,大体奠定了今日十陵朱熹宗祠的规模与格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从广东迁来成都的途中,必达公一家除携带生活必需品外,还郑重带上了一部《朱氏家谱》。这是朱子后世子孙代代手抄相传的一部族谱,其中就附载了朱氏一门最为珍视的《朱子家训》。对他们而言,这是最受用、须臾不可离弃的宝物。必达公将其携来成都,并将先人训诫牢记于心,以圣贤为范,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为本,以“勤、谨”二字立身,教育子孙勤学、勤问、勤思,谨起居、谨言谈、谨交友,敦厚忠信,见善思齐……在《家训》的熏陶下,西河朱氏耕读传家,人才辈出。后代游泮、食饩、列明经、擢官职者继踵而起,使朱子文脉在成都得到了延续。红豆东来,蔚然成林,朱氏家风亦随之在巴蜀大地播下种子。
·贰·
从陪祠到总祠
西河必达公一家是朱子入蜀后裔中最繁盛的一支。除此之外,朱子裔孙迁蜀者尚多。比如在1314年前后,朱子曾孙朱朝选就曾以武勋承袭万户侯,举家迁入四川,其子孙分居乐山、仁寿、井研、资阳等地,成为朱子后人最早迁蜀的一支。不同支派的朱氏子孙散居成都周边,在各自居住地建立了许多家庙以祭祀先祖。随着子孙繁衍,人口、支脉增多,朱子后裔逐渐在四川地区形成广泛影响。于是族中公议,要在省会成都成立“朱氏总祠”,以增进氏族凝聚力,昭示宗功祖德、教育子孙。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以朱珍一支后人为主,朱子入蜀后裔开始了“纠族聚金置基创祠”的工作。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六月,共筹集资金七百两,购成都府华阳县城内北打金街范、刘两姓七人房产,正式建立“朱祖文总祠”,——因后人不便直书朱子名讳,故取“朱氏先祖文公祠堂”之名,简称“朱祖文”。该祠堂位于今天成都最繁华的“春熙商圈”之内,地名诸葛庐。由于置产时正当乡试,为鼓励族中举子,族人遂取“登科中甲”中的“科甲”二字作为祠堂所在街巷之名,成都“科甲巷”由此得名。
在清代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四书义”题是以朱子《四书集注》为准;总祠所在科甲巷又有极好的口彩,因而此祠堂备受举子青睐。每逢乡试,许多非朱氏子孙的外姓赶考者也蜂拥而至,提前半月住进科甲巷栈房,天天进入朱祖文祠朝拜先贤,以求举业顺利。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总祠香火臻于极盛,祭祀人众、车马过多,不仅总祠无法容纳,甚至还影响了当地的交通。有鉴于此,必达公之孙朱朝云在族人亲众的支持下,率领其子廷光、廷彰、廷祯、廷浩、廷魁等在其居住地半节河(即现朱熹宗祠所在地)再建了一所“朱氏宗祠”。该祠有大堂一间,高悬数十公斤重的匾额,上刻“理学传家”四字,此匾额至今犹存。朱朝云又为宗祠置办田地,以供祭祀之费。至此,十陵“朱氏宗祠”成为科甲巷总祠之外专供朱子后人集中祭祖的场所。
道光二十四年(1844)春,科甲巷总祠正式认定十陵“朱氏宗祠”为陪祠,朱朝云之孙朱荣元作《诞祷》以为纪念。次年,朱荣元再次对十陵宗祠进行扩建修缮,新建文公殿,又设赣粤、入蜀、贤孙、庶裔、神佛、报本六堂——这六堂的名称,清晰反映了朱氏家族文化传承的脉络:来自赣粤、入驻四川、子孙繁衍、礼敬神佛、报本尊祖。同时,朱荣元又新修房屋十九间,建立了“朱子书院”。经此一番整饬,由书院、祠宇和始祖居(入蜀先祖坟茔)三部分构成的十陵朱子宗祠基本成型。
·叁·
家谱与牌匾
一个世家大族,在建立一定的经济基础并稳定发展之后,必然要修家谱、缮祠堂,延续对子孙的教育培养,朱氏家族也不例外。成都朱子后裔之谱,最初修于嘉庆二十年(1815)。该谱由朱子裔孙朱凤苞手订,以必达公携来成都之元至正版、明永乐版《朱氏家谱》为据而加以扩充。谱分赞语、名人记、著叙、礼仪、世系等五大部分,共计五卷。这份家谱清晰记载了自必达公孙辈朱朝云以下十六代字派,即:“朝廷荣华,道德文章,世代兴隆,科甲联芳。”此外,该谱中还保存了朱子所著《母祝孺人圹记》。宋代丞相文天祥为朱子之孙元圭公所建峨溪书院写的《峨溪书院序记》等六篇古文。这是家谱中首次发现朱子所著文章,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民国十四年(1925),西河朱氏再修族谱。由必达公六世孙、六品顶戴朱华盛与必达公七世孙、监生朱道南执笔。成都“五老七贤”之一、清翰林院庶吉士尹昌龄为之作序。此份家谱的最大亮点是其详备、精彩的人物传记。如谱中载朱朝云:“永秀公之四子,身躯高大,乡人称长四翁。治家勤俭,善于守业与创业,家庭饶裕,办事公道,为人忠厚,在乡里威望颇高。”这些记录保存了有关西河朱氏子孙的大量资料,展现了他们传承优良家风,修身治家、和睦乡里、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稳定等众多事迹。
此后,西河朱氏代有名人,《朱氏家谱》亦不断增修。按今谱点计,自必达公入蜀开基以来,西河一脉已传十四代,目前在龙泉驿区生活定居的裔孙多达6000余人。
除族谱外,宗祠里悬挂的匾额也是朱氏家族文脉传承的体现。除上述“理学传家”旧匾外,十陵朱熹宗祠中尚存牌匾四块。最早一块为“皇恩宠锡”匾,是清政府于道光二十六年授予朱朝发正八品顶戴时所赐,用于表彰他对朱氏老宅的建设之功。第二块悬挂于宗祠中堂,云“轮奂维新”。匾文金煌灿然,富丽堂皇。此匾题字既指宗祠屋宇高大轩敞、增修不断;也指朱子思想渊深伟大、与日维新,富有深刻的文化寓意。匾末落款为“朱荣元”,“光绪甲午岁仲春月吉日”。第三块匾同样立于光绪年间,是清政府旌表朱道南的匾额。朱道南字循郂,贡生。二十二岁时接掌宗祠事务,五十余年兢兢业业,添置田地、修缮祠堂、主持编修《朱氏家谱》。又于光绪戊申(1908)“考授岁进士”,民国时获四等“文杏章”,任华阳县学务委员兼理教育经费委员等职。第四块匾为“旌表节孝”匾,同样是奉旨所立,因匾额部分朽蚀,无法考知具体时间。
两百年来,在十陵镇千弓村周边生活着许多朱子后裔。他们虽然大多以耕种为业,却守望着一份家族文化传统——知常守道,传承文化。后来,因当地文化旅游开发需要,宗祠里的住户陆续搬离,只留下百年老宅悄然矗立在小山丘上。2015年,十陵镇成为成都198生态建设区,朱熹宗祠周边打造了巨大的生态湿地公园——青龙湖。湖水环绕,使得宗祠所在地成为一个半岛,经过这一番保护重建,这座经历两百年风雨的宗祠必又重新焕发生机。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宋代著名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一生精研经、史、文、哲之学,热心教育,授徒讲学不倦,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后世尊称朱子。晚年时,撰写《朱子家训》,精辟阐述修身治家之道,在推动家庭教育、传承优良家风方面对后世影响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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