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篝火 孩子们庄严地告别

在CS学校的玛丽姐妹和一条中华田园犬。

SOS！

薪水已经无法维持我们的生活了，现在无法想象如何挨过本季度。由于教育经费用于负担三名学童的费用——两名在仁寿，一名在成都，我们从10月1日到1月1日期间的所有费用仅剩下法币3300元（165加元，该数额包括发给乔伊的儿童补贴，而她的教育支出则是由我们在本国的人寿保险金负担）。目前中国的状况类似1937年的纽约，我们在这边使用加币的生活成本已经翻了一番。

………

我们以前偶尔还会添置一些家具，粉刷一下房屋，而现在多年没有这样做了。我们在中国的家人自1936年至1937年来到这里后，基本上没有添置过新衣服。男孩们无论大小，每年从4月到11月都穿草鞋（法币1元一双）。普通小孩子的鞋子要卖法币50元一双，而大孩子的要卖法币100元。而成人则就着原来带过来的衣服缝缝补补地一直穿到现在。

我并不抱怨我们所处的窘境，我知道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甚至连穿旧鞋子的机会都没有，我只想说明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奢侈生活，并且旧衣服缝缝补补穿些日子，总有一天会穿坏的。

以上摘自1941年云从龙的夫人凯瑟琳写给加拿大联合教会阿普纳先生的求救信，信中罕见地使用了“SOS”，表明他们处于怎样的困境。她所说的男孩子都穿一元一双的草鞋，被她的儿子珍藏的草鞋所证实。

物价飞涨

游花会吃碗面都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物价飞涨，连陈寅恪这样领取“双俸”的教授都感到了经济压力。他有诗云：“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

出身于成都的著名报人唐振常，当时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回忆老师张琴南教授时，有一段生动叙述：

那些年，知识分子生活清苦，漫画家丁聪画教授，标题曰：“教授教授，愈教愈瘦”。时见此画，我想起琴南先生，他不但趋于瘦，且是面有菜色。先生子女多，家累重，所入自然不敷。时有先生寓所在陕西街一楼之上，与陈寅恪先生为邻，家中除桌椅之外，别无长物。每饭，真是如四川人所说的但见豆芽、青菜而已。而先生甘之，自如也。一杯在手，怡然自得……先生携家人游花会（每年成都西郊青羊宫举办花会展览，货摊林立，小吃无计），孩子们多么渴望吃点零食，而先生身上之资，仅足以付茶钱。孩子们失望可知。忽然堂倌送上来几碗面，用手遥指，说是那位先生请客。原来是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兼课的张炜先生所命。琐事一桩，足见其时先生生活的清苦。

堂堂教授如此，农民更是苦不堪言。抗战以来，一千万人涌入四川，粮食供应压力非常大。首先保障军粮供应，是四川人民妇孺皆知的第一件大事。

“那时的征粮，在‘田赋征实’之外还要‘借征’，几乎把农民的口粮掏空。那一车车一船船粮食运往前线，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的奉献，是四川这头牛身上挤出的血奶啊！”最后一夜

他们烧掉了所有书本

在仁寿，一直熬到1943年，由于持续上升的生活费用以及失控的通货膨胀，加拿大学校已无力在中国继续运行。多数学生去往印度继续学业，或回到了加拿大。

隆冬时节，天寒地冻。这是仁寿加拿大学校的最后一夜，师生们举行了庄严而悲壮的告别仪式。

操场中心燃起了一大堆篝火，桔色的火光，照亮了教学楼、宿舍楼和一棵棵参天大树。火光中，再看看学校的每一扇窗，每一棵小草都那么亲切。仁寿的四年，是CS学校历史上最艰难也最美好，最贫困也最具创造力的时期，这是CS孩子一生中刻骨铭心的四年。

他们把课程表之类的文件全部埋掉，将伴随他们几年、带给他们知识和力量的书本，一本本投入火焰，化为灰烬。一切做了最坏的打算——假如日本强盗打进了四川，一张纸也不给留下！

一双双被火光照耀得透亮的眼睛，噙着泪水。那泪水，流过脸颊是滚烫的，仿佛要燃烧！

他们一遍遍地唱起了校歌：

华西加拿大学校，父亲为我选择，因此，有一天我来到这里。

在工作游戏的厅堂，修炼和完善自己。

啊！加拿大学校，我们深深爱你，我们的童年时光，与你密切联系。

当我们听到生命的召唤，当那一刻我们站立或者跌倒，我们将按照你的标准，做真实的自己……

第二天，黄思礼送走了最后一批师生，锁上了学校大门。

空山，树林，校舍，小路，草坡，石阶。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一阵风，把篝火的灰烬吹上了天空。

黄思礼想画一张画，更想写一首诗。此刻，却紧握着拳头，朝天上看了看：

伟大的莎士比亚，我相信——悲剧，决不属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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