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发现世子金印 考古队员兴奋得“双手发抖”

金器出水现场。 省考古院供图

银锭

西王赏功金币

金牌饰

金手镯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郝飞 摄

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持续展开的考古发掘，正不断拼接着和张献忠“江口沉银”民间传说有关的历史真相。

4月29日，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江口沉银）第三期考古发掘成果通报会上，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发掘再度出水文物1万余件，大多数还是金银财宝。其中最重要发现，当属“蜀世子宝”金印。这是国内首次发现世子金宝实物，也是目前存世的唯一一枚。□本报记者 吴晓铃

金印断成4块，一块在下游20多米远

断裂成4块的“蜀世子宝”金光耀眼，龟钮上的鳞甲刻画精细，显示不凡工艺；刻有“嘉定”“安县”等字样的“大西政权”官银50两一锭，摆得密密麻麻；各种来自民间的金银首饰、象征王权和功绩的金册、金币，同样不计其数……29日上午，第三期考古发掘的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出水文物向媒体开放，令人震撼。

从2017年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开始发掘至今，从实证“江口沉银”不是传说，到证明江口是明末战场遗址，每期发掘都有不同学术目标，发掘成果也都有惊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江口项目领队刘志岩介绍，“第三期发掘目标是进一步了解遗址分布范围及文物分布规律，从而为后续遗址的全面保护和利用提供帮助。”

此前，考古人员已根据陆地调查和水面探测相结合的方式，将遗址划分为5个区域，本年度的工作区域，就在前两期考古发掘的偏上游处。

2019年11月10日，围堰正式开始，被滚滚岷江水冲刷成锯齿状的江底砂岩渐渐裸露。历时3个多月，考古人员在5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再度发现了1万多件文物，其中包括这件国内首次发现的世子金宝实物。

“当时，这件金印中的3块，和其他黄金属性的文物散落在一处红砂岩的凹槽内。在连绵的朱红色砂岩和灰色泥沙映衬下格外耀眼。”刘志岩说，篆刻有“蜀”字的这块，则还在下游20多米远处，费时20天左右才找到。当工作人员把它拼接在一起时，“蜀世子宝”4个大字清晰出现在金印的底部。尽管金印断成4块，且龟形印钮的乌龟脑袋已不见踪影，但刘志岩将其捧在手上时，仍然兴奋得“双手发抖”，“因为‘蜀世子宝’这种世子金印，在国内还是首次发现，这也是目前存世的唯一一枚。”

经过检测，金印印台边长约10厘米，总重约8公斤，含金量高达95％，和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明实录》中与世子金宝的相关记载基本吻合。考古人员认为，“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拥有，既是蜀王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

两年前，同样在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蜀王之宝”残件出水。相比之下，专家们认为，这件“蜀世子宝”更珍贵，因为前者仅存四分之一，而“蜀世子宝”几乎可以完整拼接、复原金宝的原貌，为史料记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蜀世子宝”重约8公斤，而此前眉山公安追缴的重要文物——张献忠“永昌大元帅”金印，不仅含金量只有70%多，其重量也只有约3.9公斤。考古人员分析，这可能是“永昌大元帅”金印打制原料来自张献忠政权抢夺来的金银器，因为这些原料成分不同，导致成品成色不好。“蜀世子宝”当是明王朝中央政府赐给蜀王府或特批王府所造，无论做工还是成色都更有皇家气派。只是张献忠攻陷成都后，蜀王府成为抢掠重点，金宝也因此被断为多块。

“大西政权”银锭上的地名，勾勒张献忠统治范围

在众多出水文物中，考古人员早已对黑沉沉的银锭见惯不惊。不过今年，他们清理掉银锭上的泥沙后，发现10多枚50两规格的官银，竟然都属于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制造。这些发现，同样成为今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

“在前两次考古出水的官银中，大多属于张献忠行军途中抢劫的明朝官府的官银。”刘志岩说，其中的多枚官银上，不仅有“长沙府”等外地地名，也有地方巡抚陈士奇、廖大亨的名字。这些官银，勾勒出张献忠起义后的行军路线。张献忠1644年在成都称帝以后，统治范围究竟有多大？此前，史料仅模糊记载为四川，其范围并未明确。而此番出水的“大西政权”官银，则透露了相关信息。

据介绍，在前两期出水银锭中，其实也曾发现了几枚张献忠“大顺”年号的银锭，但因数量极少，并不能更多解读。此次发掘中，有“大顺”年号的银锭多达10余枚。记者看到，这些银锭正中均由工匠歪歪扭扭刻画了“大顺”年号及“乐至”“仁寿”“德阳”“广汉”“安县”等地名。通过这些地名，可以发现张献忠1644年在成都称帝之后，统治范围至少北到绵阳安县，南到乐山。而他在偏居四川的短暂3年里，也曾展开政权建设。只是他的政权并不稳固，既面临清军入川，又面临南明军队的压力，最终迫使他在1646年撤离成都。又在江口遭到明将杨展伏击，自此元气大伤。

张献忠是仓皇出逃吗？文物痕迹揭开撤退细节

张献忠在众压之下撤离成都，是仓皇出逃吗？《明史》对此并无记载，不过此次发掘中，江底文物的集中分布等新发现，透露张献忠的撤退其实做足了准备。

在尚未被洪水吞没的考古发掘现场，多块江底基岩上清晰可见金、银锭嵌入其中留下的痕迹。刘志岩解释，金银器和水相比，比重极大。当年张献忠被伏击兵败之后，满载金银的木船径直沉入江底。300多年以后，木船腐蚀，金银继续散落。当江底河沙被流水带走，重达数十两的金银锭与基岩不断摩擦，最终深深“镶嵌”其中。这一新发现的价值极大，“它可以说明当时张献忠沉银就发生在这片水域，沉银之处离当年的战场已十分接近。”

不仅如此，考古人员在发掘时，还发现了文物按不同金属属性集中分布的情况。在“蜀王至宝”发现的地方，同时堆积了金锭、金耳环、金手镯等黄金制品；而在有的区域，则大量发现银锭等同类物件，其中一处仅“嘉定府”的银锭就发现了8枚。“这其实可以推测张献忠撤离成都时并不是想象中那么慌乱。”刘志岩说，这些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被张献忠备为军资，因此离开成都前，他将其分门别类打包，分船、分类装好后才出发。也正是因为如此，300多年后才仍然在江底留下文物分类聚集的蛛丝马迹。

此次考古发掘，还在江底岩缝中找到了多枚不同规格的铅弹。2018年，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出水了三眼火铳，证明遗址作为古代战场遗址的性质。此次找到用于火铳的铅弹，为战场遗址性质的确认提供更多证据。

有意思的是，在张献忠沉银之外，考古人员还在3次考古发掘中出水了数万枚从汉代至民国时期的钱币，从秦半两、直百五铢到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几乎涵盖所有重要时代。它们也间接证明江口古镇千百年来，作为“千里岷江第一镇”的重要交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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