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世子宝”印面。
□本报记者 李幸 林茂春 文/图
历时3个多月,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以下简称江口沉银)2019-2020年度考古发掘结束。昨(29)日,在江口沉银遗址第三期考古发掘地,江口沉银第三期水下考古项目举行发掘成果新闻通报会,公布了最新一期考古发掘成果。本次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勘探面积10000平方米,出水文物上万件,其中一枚重约16斤的蜀王世子的“蜀世子宝”金印,堪称重大考古发现。
国内唯一
世子金宝实物“蜀世子宝”出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刘志岩介绍,此次考古调查分为陆地调查和水面探测,二者结合,初步将遗址划分为大码头、望江台、巫店子、大石包和老虎滩5个区域,本年度工作区域位于大码头地点,重点工作是抢救和保护珍贵文物、进一步了解遗址分布范围及文物分布规律。
据悉,本年度总计出水各类文物10000余件,其中重要文物2000件。主要为金银器,包括金、银币,金、银锭,金、银食具,金、银首饰和金、银服饰等。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枚金印,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铸有“蜀世子宝”4字。印台边长10厘米、厚3厘米,含金量高达95%,重约16斤。“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拥有,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蜀世子宝”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世子金宝实物,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枚。
“蜀世子宝”的出水让中国钱币博物馆副研究员、“张献忠沉银盗掘案”涉案文物鉴定专家杨君感到十分惊讶。“这个含金量比虎钮金印还要高,更是远超金册,这非常罕见,也非常珍稀。”
记者了解到,“蜀世子宝”金印出水时已被人斩成4块金块,虽然4块金块都找到了,但遗憾的是印上的龟形头部暂未发现。“这4块金块并没有在一起,而是陆续被发现。其中有3块在一个区域,相隔几米。印有‘蜀’字的一块隔得远一些,大概有20多米远。”江口沉银考古发掘人员鲁海子介绍说,“我们推测,张献忠对这批财宝有一定的认识,‘蜀王子宝’被砍后,他人为地做了区分,所以四块残章没有在一起。”
铅弹出水
古代战场遗址又添佐证
继上一年度工作中发现火铳之后,本年度发掘出水了不同规格的铅弹,这是判定该遗址性质为古代战场遗址的又一佐证。
结合江口出水的铅弹、三眼火铳等兵器,著名巴蜀文化学者、《张献忠传论》作者袁庭栋讲解了明代水战的情况。“明代的船上已有土炮,威力不小,还能轰建筑物。距离再近一点,可以用枪,比如三眼火铳就是枪。再近就冲上船肉搏。”袁庭栋说,“当然,水战最有效的还是火攻。”
刘志岩表示,本次发掘,通过文物分布可以推测被伏击地在府河内的江口码头附近。“这个区域很可能为战争发生地或接近于战争发生地。”
在江口沉银一期、二期考古发掘中,曾出水了大量银锭,其中不少为官银。本年度出水的官银,从地域及税种上均可补前两次发掘的空白。尤其是发现了来自乐至、仁寿、乐山、德阳、广汉等地属于大西政权的银锭,对研究大西政权的财政制度以及统治区域均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出水的银锭中还有刻有“福建”等字样的官银,但这并不能说明张献忠去过福建。刘志岩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张献忠去过福建,这个涉及银锭的流通方式,有可能其他地方发生灾难,是京城调拨而至,当然也不排除在押解进京的过程中被张献忠抢夺,有很多可能性。
撤离成都
张献忠或分船分箱带走金银
通过本年度的工作,文物工作者对遗址又有了更深的认识。刘志岩表示,首先确认了文物的分布规律与遗址内河床的起伏状态、基岩局部的微结构以及航道的位置具有直接关系。其次发现了文物原地埋藏的迹象,在基岩河床上发现了多处银锭、金锭以及金块嵌入岩石的情况,可以推断这批文物未经过长距离搬运,这个区域很可能为战争发生地或接近于战争发生地。
此外,还发现了同一属性的文物集中分布的情况,例如发现了金器的集中分布区以及银锭的集中分布区,这很可能说明当时对于货物的运载存在分船以及分箱的情况。这对认识当时张献忠撤离成都前的状况,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本年度的考古发掘进一步确认了遗址为古代战场遗址的性质,抢救和保护了大批珍贵文物,尤其是‘蜀世子宝’金印的发现,堪称重大考古发现。与此同时,对遗址本身尤其是文物分布规律的认识取得了重要突破,这对未来遗址的全面保护和利用均具有重要意义。”刘志岩说。
另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介绍,接下来,项目组将对江口沉银遗址出水文物做进一步分析研究,同时江口沉银博物馆也在进行规划建设。在此期间,部分珍贵文物和修复文物也有可能在各大博物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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