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峨眉与乐山

■ 潘耀明

登峨眉山的滋味

时下说起四川乐山，谈到最多的是乐山大佛、峨眉山和战时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

这三个景点，特别是前面的两个景点，在我的记忆之河中，闪烁着鲜明、炫丽的波光。

那是2004年偕金庸游四川参观的景点。

在这次游览中所拍摄的照片，有一帧我与金庸乘坐观光船，从岷江仰观乐山大佛的镜头，金庸闲坐敞篷船，以大佛背景留影，脸露含蓄笑容，与安详庄重的大佛，互为辉映。

另一帧是金庸与熊猫的合照。金大侠的率真与熊猫的憨态，是天作的契合。我不知道大熊猫馆，为什么不以此帧绝妙的照片，作为唤醒世人保护熊猫的意识。

不管怎样，在此行中，峨眉其印记中却没前面景点深刻，那一次，金庸因行动不便，最终也未能登上峨眉山金顶。

又一次赴四川参加文学活动。这次是存心登上金顶观日出，以弥补前一次的遗憾。前一晚，四川的文友叮嘱翌晨五时起床，等候安排，如果天气良好，会通知集合一道观日出。

为慎重起见，我诚惶诚恐调拨了自备闹钟，四时许爬起床，盥洗完毕，安坐房间伫候召唤。等候了一刻钟，毫无动静，以为外间天气欠佳，未能成行，便倒头又睡。

待到起身吃早餐，听到文友眉飞色舞谈金顶观日出之气象万千，不禁暗自叫苦，原来文友漏了通知我，让我懊恼不已。

这是又一次的遗憾。

我不禁联想起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应届同学王安忆在临别爱荷华时，为我写的一段话，为之释然。

王安忆在我的留言小册子写道：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我爬峨眉山，同行者均看见了佛光，独我没有。众人都为我遗憾，我却并不。

我爬峨眉，是为了爬山，是为了峨眉。而不是为了佛光，不是为了山顶。

同样，我生活，是为了生活本身，而不是为了一个什么目标。

我想，假如一个人为一个什么目的而生活，当他达不到这目标时，他会痛苦，绝望，而他达到了的时候，他会怎样呢？也许他会发现自己错过了很多生活的滋味、人生的滋味，也许他会发现自己得不偿失。

那是1983年冬，参加为期三个月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纷纷离开，我独自留下在爱荷华大学进修英语，准备报考美国大学。大抵是王安忆看到我苦兮兮地进修，劝我不要太执着。

不管怎样，看来我似乎与峨眉山无缘。正如王安忆说，爬峨眉山，是为了爬山，登上峨眉山，而不是为了一个目标，既然已登上峨眉山，至于是否看到佛光，不是目的，所谓缘来缘往，其实也不必太介怀。

人间奇土

乐山说小不小，说大不大。

她位于四川中南部。北与眉山接壤，东与自贡、宜宾毗邻，南与凉山相接，西与雅安连界。这片土地山峦起伏，巍峨的群山下，江河纵横。

这是一块人间奇土。

说是奇土，是她地貌的奇特，群山耸立，江河布流其中，远观恍若一匹硕大无朋的山水国画。

地貌的奇特，带来文化的奇特和人们的奇特。

也因这一奇特，曾为中华民族建立不朽功劳。

且说第三趟赴四川，在文化景点中，没去看郭沫若故居，却存心去参观了战时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

这个馆是由乐山农民企业家王联春等自发投资3000多万元人民币建成的。

故宫文物南迁，始于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失陷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部分文物分批运往上海，暂存上海法租界。后来又由上海运往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分院的文物又分三路运往四川，巴县存80箱，峨眉县存7287箱，乐山县存9331箱。1946年三处文物先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

这批珍贵文物，共达13000多件，经过漫长而崎岖的跋涉，途经湖北、湖南，再辗转到贵州的贵阳、安顺，然后运抵四川乐山、峨眉秘密保藏，其间走过千山万水，历经整整十年。

这批文物运回南京，几无缺失，其保安之严密，运输之周全，可谓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为了和白蚁、鼠患、霉湿作斗争，文物需要定期晾晒，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

随故宫文物南迁，共有20位故宫人员日夜伴随，其中包括马衡、庄尚严、那志良等十位故宫专家。

他们为了保存文物的完整，把全部生命都搁上去了。

为保证一路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南迁文物虽有政府军队护运，但均配有故宫工作人员全程押送。

从一地运到另一地，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转岗、转车、转船，都有文字记录。

故宫人用“对签子”的办法保证文物数量准确。一支签子对应一箱文物，每交付一支签子，就代表一箱文物安全送达。

文物存放成都时，故宫博物院理事李济和院长马衡立即前去视察，据说，他们在册中随便圈了两号，五分钟不到，两箱文物就从几千箱中提出来了，管理之高效可见一斑。

自1939年7月陆续迁来，至1947年2月迁离，故宫国宝在乐山存藏了7年又7个月，竟无一损坏，无一遗失，完璧归赵。

告别乐山安谷乡村民时，马衡带来了亲自手书的“功侔鲁壁”木匾6块，木匾上端盖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分别赠予曾给南迁文物提供庇护的朱潘刘三氏祠、宋氏祠、赵氏祠、陈氏祠、易氏祠和梁氏祠六座祠堂。

“功侔鲁壁”典出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为抢救中华文化，孔子的九代孙将《礼记》《尚书》《论语》《春秋》《孝经》等儒家竹简，藏于曲阜孔府的一堵墙内，到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扩建宫室，拆墙发现之，使儒家经典得以后传。“侔”，在古汉语中是“比”的意思。“功侔鲁壁”意为保藏故宫国宝的功劳，可以与鲁壁藏书相提并论。

换言之，马衡手书的“功侔鲁壁”，将乐山安谷人民护宝的行动，与孔子第九代嫡孙孔鲥在家中墙壁夹缝里保存圣人书籍的功劳相媲美。

几十年后，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不少古迹文物坍塌摧毁，安谷的祠堂也因而废败、消失，6块木匾或被毁弃，或被锯断。

2010年，年逾古稀的王联春和刘文龙靠自己出资重建了朱潘刘三氏祠，设为故宫南迁史料陈列馆。他们和安谷老伙伴们四处寻找文物南迁时留下的物件儿，有丢了壶盖的白瓷茶壶、锈迹斑斑的烛台……还有3块“功侔鲁壁”木匾的局部，恰好可以完整拼出“功侔鲁壁”4个字。

建乐山南迁纪念馆的王联春等人，为表彰护送南迁的10位故宫专家的功绩，特为他们塑立铜像。

故宫文物承载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国家灭亡后，有复国之日；中华文化一断，则无补救之举。”世界最古老的玛雅文明之湮灭便是一例。

然而这段历史，却是由一位朴实的农民──王联春保存下来。

作为乐山人民一员，与当年保护国宝──中华文化的根的故宫人一样，王联春以他的实际行动，守护着中华文化，彰显了乐山的精神。诚奇士也哉！

（作者系香港著名作家、《明报月刊》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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