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李白故里诗意绵阳授予的崇高荣誉——首届“李白诗歌奖”获奖者感言

洛夫获奖感言

这次，我带着兴奋，带着荣誉，也带着最高的敬意从万里之外的加拿大来到李白的故里绵阳。去年（2014）是我从事诗歌创作70周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追求过、实验过、成功过、也失败过。一路走来，脚印历历可数。我的创作版图大概是这样：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拥抱到八十年代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诗词的回眸审视和价值的重新评估，再到九十年代试图将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国的诗歌美学，作有机性的交融与整合，而在近二十年中，我的精神内涵和艺术风格又有了脱胎换骨的蜕变，由激进张扬而渐趋缓和平实，恬淡内敛，甚至达到空灵的境界。

我自认为，我是一个抱着梦幻飞行的宇宙游客，也是一个热爱生活，从现实中发掘超现实诗情的诗人，我是仍在路上踽踽独行，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的诗人，到了晚年我却成了一块流放海外，漂泊天涯的漂木。我这七十年不变的关键词是“坚持”，而我的核心价值就是创新。

1949年由于时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由家乡湖南独自去了台湾，我称之为“第一度流放”。40年后又因故移居加拿大，我称之为“第二度流放”。在异国我虽享受到平静安适，条件优越的生活，但总让我觉得空虚，不踏实，尤其每当黄昏出外散步时，独立苍茫，在北美辽阔的天空下，我经常像丢了魂似的感到彷徨无依，虽然强烈的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却也发现自我的定位竟是如此的暧昧虚浮。“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一种多么凄美的境界，但面对异国的时空，不免有一种失魂落魄的孤寒，因为在形式上我已失去了祖国的地平线。湖南、台湾、温哥华，我生命中认同的对象，其焦点已模糊不清了。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流亡美国，有一次记者问他：“在异国他乡的流放生活，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他当时理直气壮地答道：“我托马斯曼在哪里，德国便在哪里。”你看，这话说得多么豪气干云，我虽说不出如此大气度的话，但我也毫无愧色地说过：“我洛夫在哪里，中国文化便在哪里”。有点狂妄，是不？其实不然，因为我常年游走五湖四海，永远都抱着中国文化走，与庄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结伴同行，中国文化使我胆气大增，使我特别感到充实而尊贵。临老远奔天涯，我虽一时割断了两岸的地缘以及政治的过去，却割不断养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激励我的心智，培养我的尊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我今天之所以能在异国安心立命，能在这诗歌遭受冷落的消费主义时代仍创作不懈，今天能够站在这领奖，接受你们的肯定和与祝贺，这都是由于有一个伟大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引导我、支持我。

我有几句近似座右铭的话，在鼓舞我诱导我，使我一直坚守着诗歌的堡垒，例如我说：“以小我暗示大我，以有限暗示无限，”所谓“暗示”其实就是隐喻。一种象征手法，亦如佛祖的“拈花一笑”。其次我说：“诗人有时是诗的奴隶，但必须做语言的主人”，这表示创作时必须取得感信与知性的平衡点。我又说：“诗不是激情，不是表层世界的拷具。诗是一种发现，诗人不仅要写已知的世界，也要写未知的世界。”再说：“坏的诗是脑子想出来的，好的诗是在偶然中从内心流出来的。”以上我这些诗性思维似乎陈义过高，但的确是从我数十年创作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精华，也可说是我写诗的秘笈。

写诗是一种悲苦的行业，因为在这个污浊的现实中，诗人必须保持清醒和足够的自觉，否则你就无法坚守你的信念。所以我一向认为写诗不只是一种写作行为，而是一种创造，一种价值的创造。今天，浮夸而矫饰的大众文化，把重视精神内涵的精致文化逼到边缘地带之际，诗歌的式微，并未超出我们的意料。今天诗歌真的已成为一只被放逐，任其自生自灭的野狗吗？其实也未必如此悲观，只要我们能以更纯粹、更精美而深刻的小量作品来对抗浅薄的、低级趣味的一次消耗性的大量读物，何尝不可视为另一种战略性的文化颠覆。诗人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纯美创造者，诗歌从来不是为了取悦大众的读物。当然，诗歌仍然需要读者，我经常自觉到，名利对诗人是一把双刃剑，多求无益，诗人梦寐以求的：一是价值，一是知音，有价值的知音更是可贵，因此这次本人和五位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汉语诗人共同获得首届“李白诗歌奖”和“李白诗歌奖”提名奖，得到评委们的公平、公正的评价和肯定，这就是“有价值的知音”的证明。

李白是中国诗歌艺术中一座屹立万世不摇的高峰，是中国文化最具象征性的最高标杆，绵阳是李白的故里，在绵阳颁赠“李白诗歌奖”确是一项最富历史意义的事件。人到晚年，本应荣辱不惊，但我这次获奖仍不免感到莫大的喜悦和幸运，因为今天我挨着李白最近，我隐隐的听到了他那来自遥远的神性的祝福！

于坚获奖感言

公元724年，李白离开故乡江油，此后他再没有回到故乡。杜甫也是，自公元741年离开故乡之后，一生都在外漂泊。眉山苏轼也一样，1059年他离开老家，此后再也没有回来。在中国历史上，诗人因漫游、谋生、流放……从此远离家乡的情况屡见不鲜。但是，总是有一样东西将各时代诗人团结在一起，被召唤着，一代一代地应召着。

这就是汉语。

汉语具有一种宗教气质。一方面，它一直彰显着“生生之谓易”“为天地立心”“止于至善”的文明。另一方面，诗成泣鬼神，它向芸芸众生敞开，每个人都可能在对这种语言的投入中师法造化、觉悟生命之道甚至超凡入圣。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汉语的魅力召唤着一代代作者呕心沥血，披荆斩棘，赴汤蹈火，九死一生——无论各时代的生存状况多么严峻——甚至经历了文革那样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诗人不灭，诗人依然不灭。

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可以通过货币购买，唯有诗，依然是与诸神对话的神圣事业，各种改头换面的拜物教的照妖镜。全球化的洪流席卷一切，其严重的后果可谓物非人是。从前，李白在大地上漫游，怀着《诗经》时代的喜悦，他赞美道：大块假我以文章！今天，原初的大块岌岌可危，千古文章摇摇欲坠。但是，诗人依然不灭。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确乎其然！汉语是我们最后的故乡，最后的庇护，最后的信任。我们依然要写，汉语的终结意味着族群的灭亡，意味着生命的虚无。文明，就是以诗的光去照亮、启蒙。今天，我相信诗人比前辈诗人都更严重地意识到诗的宗教性使命。

我微不足道，我不以为这个奖意味着我有资格与圣李白之名并列。我只是前来向那些汉语神殿中的诸神致敬，感恩。从众神狂欢的甲骨文时代到诗的黄金时代到拜物教全面胜利的今天，圣李白、圣杜甫、圣苏轼……一代一代的神灵一直通过神采奕奕的写作护佑着汉语，传播着诗教。使我们这些后代人，敢于再次舞文弄墨，再次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存在的充实，永恒的在场。

谢谢各位评委！

西川获奖感言

李白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我们有相似的骄傲和雄心。

李白说：“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我于此看到我和李白的距离。

杜甫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我梦寐以求李白的风采，但是达不到，所以获得个提名奖不出我所料。

沈苇获奖感言

今天，从李白诗中的西域赶来绵阳领取这个以“诗仙”命名的诗歌奖，倍感荣幸，将它视为蜀地对边疆的一种祝福，是恰如其分的。我要向李白故里的这种气度，向评委会的关爱和肯定，由衷地说一声：谢谢！

关于李白是不是一位“胡人”，这应该属于历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但从李白作品来看，这是一位明显西域化、中亚化和胡人化了的诗人，用另一种说法，当是一种自我与身份的转换。这位站在中国古典诗歌金字塔塔尖的歌者，同时是拥有神奇分身术的诗人：狂士、饮者、游侠、幕僚、谪仙人、道教徒、高蹈派、纵横家等等，一位多样化、综合性的诗歌圣手。这也使他的作品成为那个令人神往的诗歌时代兼具继承性和独创性的奇伟诗篇。新诗百年之际，大家都在重提继承与创新，我理解的继承就是古典精神的当代转化，用诗歌这一“重构的时间”，接上“传统”这口底气，就像李白当年所做的那样，将从诗经到乐府的传统变革出新。我相信，古典从未远离我们。

李白已化为我们的现实之一，是我们永在的诗歌亲人，他的许多诗篇具有当下指喻，几乎包含了对今天的诉求和祈祷。二十多年前，我从太湖畔的丝绸之府出发，坐四天三夜的绿皮火车，沿丝绸之路西行，被遥远的西域收留、接纳，从一个远游者变成一个远居者，个人命运已和这片亚洲腹地紧紧连在一起。回头一看，这是一个从有三点水的“湖人”变成没有三点水的“胡人”的过程。我用漫长的“西游记”，完成朝向李白诗中天山、昆仑、楼兰等的“致敬之旅”。边地自古多忧患，人们通常喜欢引用李白《关山月》的开篇“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却忽略了它沉痛的预言式的结尾：“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但今天在绵阳，我至少对自己、也对他人有了一点信心：肉身挣扎在沙漠瀚海，心，可以升起为一枚太白诗中的“天山明月”。

谢谢大家！

欧阳江河获奖感言

谢谢。在以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之名命名的诗歌奖中，能够获得一份提名，于我而言，是一份特殊的恩典。恩典不可妄受，受之，则要退而深问其所自何来，细细思量其根本内蕴，掂量其轻其重，眺望其远其悠。在我看来，这份尊贵的恩典，既不是这个奖本身，也不是与得奖相关的我自己的写作、与颁奖相关的来自诗学批评的深度阅读，这份恩典是：李白。李白是人类诗歌在最崇高意义上的一个秘名，是对诗歌本身的一道加密，只有在更为广阔的万古、万物、万卷的存在方式之上，李白这个秘名，才能解密。而那个为李白加密和解密的，那个中国文明意义上的存在方式，乃是：汉语。所有从我们这代中国诗人身上涌起的，思考的或困惑的，反抗的或抱弱的，当代的或幽灵的，所有这一切，全都朝向李白所写过、所塑造过的汉语，汇聚和涌现。谢谢汉语，谢谢李白。

杨炼获奖感言

“我已是又老又美足够洁净那人”

“中国的老庄，西方的贝多芬”，我老爸一语破的，最简洁地回答了我的提问：他九十三岁的人生小舟，何以能穿过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重重风暴，而保持自我的健全和航向的稳定？

老庄和贝多芬，貌似分属全然不同的文化，但我认为，他们的公分母是一个字：美。老子庄子崇尚自然与自由之美，贝多芬音乐渗透了人性的壮丽之美，它们汇聚到一个人身上，不仅建构起思想，更派生出其生活方式。“美”之愉悦，底蕴常常暴烈而决绝。正如文革中，老爸必须在党对贝多芬的批判和那音乐给自己的感动间做出抉择；或李白当年被“赐金还乡”，美，从根本上成就了他们。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有几个不曾为自己被流行理论误导而悔恨过呢？“理论”出错，因为任何公共话语，经常是权力操控的产物。它们统领一时，随后被他种权力所替代，由是理论时时转向。冷战的、后冷战的、“历史终结说”的、时下全球化的种种说辞，莫不如此。

但一个人能感受美，基于人性与心智的觉醒。一个文化能崇尚美，来自对价值标准的认知。现实和文化处境越复杂，建立此一自觉所需的能量越强。凭借对美的辨识，我们能筛选古今中外的精神元素，建构自我的世界。还原为思想的深度和主动性，美，不依赖时间和“进化”，它是一切经典的本性。

接受李白诗歌奖提名奖而泛论“美”，有意义吗？我或许该反问：提及“李白”，若不能衔接当下，有意义吗？“李白”与任何官方认可、商业品牌、甚至传诵一时无关，只与构成我们的思想标志有关。他历经千年，仍生长在我们身上，督导我们不停涤净自己，活得、写得更美。他，就是我们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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