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乡间38年他借一方银幕传播文化

谌志斌调校放映机。

电影放映队队员在观看放映效果。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刘佳 文/图

一架放映机，一面白色的露天“幕布”，对于眉山市东坡区修文镇人谌志斌而言，这是他人生中最为熟悉的两样物件。谌志斌现年57岁，今年是他做农村电影放映员的第38个年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30多年来，谌志斌先后十余次获得中央、省、市、区先进电影工作者表彰；修文镇电影放映队被评为四川省优秀电影放映队，2006年，谌志斌获得了文化部优秀放映员称号。

从1976年到今天，中国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作为一名基层放映员，谌志斌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受了农村电影放映事业的兴衰变迁……

结缘电影

“那年头的农民为了能看上一部电影，真是熬更守夜也在所不惜啊！”

12月11日下午6点，修文镇岳营村的不少村民提着凳子，赶到了村活动室外的坝子里。平常来这里的人并不多，可这一天村民们三三两两扶老携幼聚在一起，好不热闹！

巨大的白色幕布已经挂上，人群中矗立着一台数字放映机，谌志斌就站在它的旁边，不时地低头调校机器。晚上7点30分，夜幕已经完全降临，一束光从放映机中投射而出驱走黑暗，“开始了”、“开始了”刚刚还三五成群聊得热火朝天的村民纷纷注视起那块巨大的幕布，那里已不再是一片单调的白，而是光影交织的生动画面……

“不到20岁就加入了电影放映队，这一放就是整整38年。”1976年，东坡区修文镇成立了由谌志斌等三人组成的镇电影放映队，并集资1750元购买了一台16毫米的放映机，谌志斌负责协调整个放映队的放映工作，自此他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和现在大不一样。那年头的农民为了能看上一部电影，真是熬更守夜也在所不惜啊！”回忆当初，谌志斌说作为当时农村最主要的“精神食粮”，看电影对于农民来讲是件不一般的事儿，但凡村民家中有个娶亲、祝寿、乔迁之喜，都爱找来放映队，放电影请乡亲们看。

那时在农村，放电影是一件既体面又忙碌的工作。谌志斌和他的放映队忙起来时，一个晚上得多个点挨着跑，而每到一个放映点都是黑压压围满了人。“还记得人最多的一次，是在镇中学广场上放，附近村镇上的人都来了，幕布的前后都围满了人，我估计可能数量得上万。”至今，让谌志斌难掩激动的是那时的农民对于电影的热衷。他告诉记者，他们放映队一般从晚上7点30分开始放电影，常常轮到最后一个放映点时，已时至半夜乃至凌晨。“可就算这么晚了，乡亲们看电影的热情依然不减。我记得其中最晚一次，是第二天早上6点30分，村上的广播开始响了，我们才开始放最后一场，可来看的人仍然很多。”因为喜爱所以热衷，看到自己做的事能给那么多人带来欢乐，谌志斌对于自己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感到既充实、又骄傲。

直面困境

“那年头垮掉的农村放映队很多，但我们挺了过来。”

1982年，谌志斌的放映队迎来了事业上的一件大事。这一年，修文镇筹资12万元建起了一座大礼堂，为镇上老百姓提供了一个看电影的地方。从此谌志斌等人将事业的“主战场”设在了两处：乡间和镇电影院。

有了电影院支撑，修文镇的电影放映事业开展得更是如火如荼。然而好景不长，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全国农村电影事业开始走下坡路。由于筹不到钱，各地基层电影院纷纷倒闭，而彼时大环境的冲击也影响到了修文镇电影放映队。由于运营艰难，放映队的另外两名放映员一度另谋出路，而片源的缺乏更是让谌志斌急得吃不好睡不好。

为了不让放映队就此散了伙，谌志斌冥思苦想最终决定开源节流另辟出路。他带头将家里养的猪卖掉，自筹了8000余元经费，并在省电影公司支持下，购置了16部故事片和12部科教片，通过与青神、仁寿等周边县电影公司、乡镇电影队交换影片放映，缓解了片源危机。通过托关系、找熟人、上门联系放映，谌志斌将放映队的业务拓展到了眉山境内的10多个乡镇、学校、企事业单位。

“那年头垮掉的农村放映队很多，但我们挺了过来。”多年的电影放映经验，让谌志斌深知设备检修、维护的重要性。“如果不注意这些，在放映时屡次出现技术故障，观众就会放弃，以后就没人来看你的电影了。”为此，谌志斌作为电影放映队长，制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他不仅以身作则，到眉山市电影公司接受了正规的训练，带动放映队的其他成员也去进行了相关训练，每次下乡放电影，他也保证至少两人同行，以处理好各类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为了改善电影院的观影环境，谌志斌陆陆续续将放映队节约出来的6万多元经费用以硬化影院的地面，并将1015个条凳改成了椅子。正是这些举措，让修文镇电影放映队挺了过来。

不惧困苦

“最初我们是要肩挑背扛，后来是骑自行车，三个人骑坏了八辆自行车。”

2002年，修文镇由于需要修建安置区，镇上最终决定拆除电影院。这自然让谌志斌和其他的放映队成员非常痛心，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停止下乡送电影的步伐。

而今要描述修文镇电影放映队送电影下乡场景，不得不提到一部法国纪录片 《电影放映员》。1993年，法国沙粒电影制片公司的两名摄影师来到修文镇，与谌志斌等人同吃同住，一同走村串乡三周之久。他们的镜头下，收录了谌志斌放映电影的画面切片。

“在一条道路的拐角处，人们看见了三个中国人正艰难翻越一座山岗。两个男的身体负重，用扁担挑着两个箩筐，一个女人跟随着他们，她的背上也有一个箩筐，但两只手还各提着一个铁箱。在他们经过的路上，不时有农民向他们打招呼，询问他们今天去哪个村子放映，放映的是什么电影……”

“村里的人们都来到打谷场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在高高的竹竿上拉扯起宽大的幕布，安放好倒带的机器，着迷而又腼腆的孩子们甚至还想更靠近机器观看……”

“最初我们是要肩挑背扛，后来是骑自行车，三个人骑坏了八辆自行车。”谌志斌告诉记者，最初的16毫米放映机必须配备发电机，放映机加上发电机的重量达到了120斤，一般由两名男放映员用扁担挑，而影片胶带则由女放映员用背篼背。后来，放映机不需要配备发电机了，他们就用自行车驮。为应对片源紧缺，谌志斌和另外一名放映员每两天就要轮流到30公里外的地区电影公司换片子，来回也是靠骑自行车，为的是能够节省经费。

而对于放映什么样的影片，农家出身的谌志斌有着他的想法。在《电影放映员》的脚本中这样写道：“每场放映都含有一部故事片,当然也有新闻片和教育片。通过到各地农村观察，放映员收集各村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再通过选择电影，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而有时，选择电影，更是为了满足农民的需求……”

“一是播放农村实用技术，这个是农民最需要的。”放映队在放映中融入了农村实用技术，其放映的《柑橘施肥》、《水稻抛秧》、《家庭笼养鸡》等科教片，帮助当地农民掌握实用技术，有效促进了全镇种养业的发展。

而除了放电影，谌志斌和其他放映员还动手“做电影”，他们研究自制了水稻田间管理、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安全节约用电、计划生育等幻灯片数百件。结合科教片放映，他们还邀请技术人员现场讲解，帮助群众活学活用。为此，村民们纷纷称赞说：“今天学，明天用。我们依葫芦画瓢，一学就会。”

坚守放映

“再过几年我退休了，退了休我还是会继续放，一直放到我死……”

38年时光荏苒，中国农村发生巨大变化。“上世纪70年代平均放一场电影能吸引数千人，80、90年代一场电影来看的也有千把人，2000年后最多的时候能有500人，而如今来看电影的能有300人已经很不错了。”文化需求的多元化，和大量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迁徙，让谌志斌等农村电影放映员难重拾昔日的光景，而多年的收入偏少、编制空缺，也让放映队员们欲说还休。

“他们都是农民，都已结婚，每星期他们外出共6天，离开家把一切家务都留给爱人，这是一种家庭牺牲，他们都默默承受毫无怨言……”在《电影放映员》摄影师埃尔维和雷纳·高昂看来，谌志斌和他的队友对于电影放映的付出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但谌志斌却认为，这其实很简单。

“电影这样的文化方式，是农村不可或缺的。”谌志斌说，通过电影放映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为农民提供实用技术和政策解读都是非常必要的，而就他本人而言，给老百姓放映电影过程虽然艰难，但值得。

“冬天，乡亲们会冒着风雨，抱着孩子从四面八方赶来，站在冰冷的空地上，电影放完后还会帮忙收拾放映器材；夏天，如果放映时突发大雨，乡亲们会自发为我和放映机撑起一把雨伞……”谌志斌说，三十多年的放映点滴，让他回味、感动的太多太多。

当然，谌志斌和其他的放映队员心中也藏着委屈。从1976年到2001年，10多年的专职放映电影，修文镇电影放映队的成员们却没有一个有正式的编制。自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后，修文镇政府每年才能从资金中拨出6000至8000元扶持电影队。

而最让谌志斌揪心的还是电影队的生存，曾经农民办红白喜事包场电影的习俗已渐渐逝去，接不到有偿放映，放映队成员的生计曾一度成问题。

2001年，修文镇为谌志斌和其他两名放映队员安排了工作，谌志斌回到老家岳营村当了村支书，并兼任镇文化站干事，其他两名放映员则被安排到镇城管办工作。电影放映虽然从专职变为了兼职，但三人还是一如既往在工作之余下乡放电影。

“我们现在仍然要负责给修文、思蒙和崇仁三个乡镇每年放456场公益电影。”谌志斌说，从1976年到今天，整个修文镇电影放映队总共就有四人组成。1997年，女放映队员望华珍由于突发心脏病去世；2007年接替望华珍的放映员阚望学也因为脑溢血走了；上个月60岁的伍志安正式退休领上了社保，并继续和他一起下乡给村民们放电影。“再过几年我也退休了，退了休我还是会继续放，一直放到我死……”谌志斌坚定地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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