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解放战争时期

四、利用《洪民报》开展进步宣传

《洪民报》是民社党洪雅县党部主办的小报，创办于1948年春，至洪雅解放前夕停刊。《洪民报》创办后不久，共产党员白瀑、罗英根据雅乐工委的指示，先后打入该报担任编辑、总编辑，巧妙地利用它来传播进步思想，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在筹办建立《洪民报》之初，民社党执委罗奎武就约罗英担任主编。罗英将此事在党内作了研究，认为民社党办报的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争权夺利，但党组织可以借此舆论阵地隐晦巧妙地宣传党的主张。于是，他将这一想法报告给中共雅乐工委书记陈俊卿。陈俊卿同意了罗英的意见，并指示罗英，在担任该报编辑时，不要随便改变报纸的反动内容，以免暴露自己；给副刊写文章，也应写点灰色的东西；可以利用地方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揭露其丑恶嘴脸。罗英先向罗奎武推荐白瀑到《洪民报》担任编辑。同年7月，罗英接替白瀑任编辑；不久，又被委任为总编辑。

罗英担任编辑、总编辑后，《洪民报》逐步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五日刊、三日刊。该报除刊登新闻、评论外，也刊登散文、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在“维护”民社党党义的名义下，罗英主要转载一些国民党报纸上登载的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文章，以此为掩护，宣传革命思想：

介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让民众看到革命的潮流和希望。该报曾在《中共内幕》一文中反映，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国内传播很快，随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其中说：“俄国十月革命后第三国际澎湃的潮流，很快就波及我国。国内外马克思学术研究团体像雨后春笋，周恩来等在法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陈独秀等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夏曦在湖南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董必武等的文社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民国10年7月在上海召开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正式成立了，经过长期的颠簸，终于随着时势的激进，今天站立起来了”。

报道国共和谈的消息，让人民看清国民党政府假和谈真备战的嘴脸。1949年3月23日，罗英以“洞初”笔名发表文章指出：“最近政府改组新阁，战争比和谈的空气更浓厚”，“首先拿裁军来说吧，前院长计划由630万人减少到320万，时至今日，人数不惟不减少，反来了个庞大的扩军计划”，“政府透露新阁（何应钦）是‘和平内阁’，却被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等和平人士，甚至张治中拒绝参加，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新华社则认为何应钦仍是蒋总统的亲信，话中似有换汤不换药之意”。

报道解放战争的消息，让民众坚定人民战争必胜的信心。由于国民党对新闻实行严密的封锁，人们要想知道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是很难的。《洪民报》除转载国民党报纸和外电报道的有关方面的消息外，罗英等人还凭借《洪民报》新闻单位的名义，常去田粮处利用他们的收音机（洪雅县城内唯一的一部），收听新华社的报道，然后在《洪民报》上用隐晦曲折的方式把消息传播出去。据现存的33张《洪民报》统计，报道解放战争的消息有13条。如民国38年4月11日载：“镇江对岸高桥共军200多人架浮桥，企图渡江”，“中共加速准备，提前渡江”。4月25日载：“共军下令渡江，政府迁都上海，英舰被炮轰”。5月25日载：“共军突破上海防线，高级官员乘机它去”。6月11日载：“共军包围青岛，上海开始兑换人民券。”

宣传“五四”运动，号召青年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1949年5月7日，该报刊登的社论《漫谈五四运动》，从正面评价了“五四”运动的进步作用，号召青年发扬“五四”精神，呼吁再来一次“五四”运动。社论强调指出：“‘五四’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使中国人民在数千年的奴化政策下解放出来”。“它给被束缚、窒息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新的希望”。“‘五四’运动为了促进启发人民的觉醒，产生了深入民间的普罗文艺”。“五四”运动“广泛地激起了‘为人的斗争’这伟大的前提下，政治、经济、文化才能繁荣进步，而不致扼杀”。社论还提出了“文艺和政治是分不开的，二者互为因果”的观点。社论最后写道：“‘五四’运动并没有完成，直到今天我们仍须争取民主和科学，我们要保留先烈者留下的辉煌遗产，不要忘记这伟大的日子”，“我们再来一次新的‘五四’运动”。

揭露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二五减租令”仅仅是束之高阁的空谈。民国38年8月16日，该报发表的社论《如何彻底实行二五减租》中指出：“北伐至现在，无时不在闹‘安定生产’、‘防止土地集中’，也无时不在闹‘二五’减租，而其声浪之高入云霄，则以近两年为甚，但闹了闹，做了做，几十年来问题仍搁在荒芜的沙滩上，农民得到的到底是一张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该报9月30日社论又指出：“二五”减租，在地主方面“不是把斗升加大，就是同农民算旧帐，把历来如数补清，借此相抵”；在农民方面“被谣言所动摇，而疑心今后政府或有收回成命之可能，因此早就把租谷押去了。”

报道国民党币制贬值，经济崩溃，农村遗产，民不聊生的消息。1949年4月15日，该报刊的社论《从五千元钞出笼说起》中谈道：“五千元钞——露面了，而传说中的一万元和十万元钞票，则正在赶印中”，“钞票面额激增的情况下，敏感的物价，似乎不甘示弱”，“不惜一日数涨，一涨数倍！中国经济往哪里去——任何人也感到悲观和失望！”1949年8月29日，该报在社论《饥饿的农村》中写道：“天灾水患年复一年的摧残着农作物，整个农村经济彻底崩溃，元气完全丧失”，“贫苦人民，被迫走上了饥饿的道途”，农村“面临一片荒凉，——因为那里，听到的是啼饥号寒之声，所见到的是卖妻儿之事！”“上月炳灵乡已饿死50余人，桃源饿死20余人，高庙则有饥民千余人嗷嗷待哺”。

报道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舞弊、拉丁派款、欺压百姓的罪行。1949年9月14日，该报发表的社论《写在征实开始前夕》中写道：民国38年的征实又开始了，各乡粮官在金色的谷粒中弹冠相庆。考之历史“从稽征员到收储员，其贪污之行为，及贪污之数字的庞大，实在令人咋舌，而其手段之高明，可以说神鬼也难知道。俗话说：‘为政莫如从粮，从粮莫如当仓’，自征实到而今，有很多例子”。粮官们“搞肥自己，伤了人民的事情太多了，粮官，原来是不良之官。”民国37年12月，该报以《征粮急，征丁更急》为题报道：“省政府有关征丁征粮文件雪片飞来”。民国38年8月22日，该报以《摧马路米急如星火，农户小民涕泣喊天》为报道：“正是青黄不接之际，人民闹饥荒，保甲长以饱私囊，催收马路米很急，逼得农户小民涕泣喊天”，连“破被旧衣”都典卖了。

宣传民主，宣传思想解放。该报1949年3月7、8日社论《死的拖着活的》，5月7日的社论《漫谈五四》，6月6日社论《论乡源》和6月20日的社论《思想和行动的桎梏》等，都是宣传思想解放的。如《思想和行动的桎梏》一文中写道：“三千年来，诸子百家的传统观念，浸满了整个国土”，“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观念。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家“一贯主张清神生活，独与天地往来，无为而治”。土匪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其危险的主张是‘成则为王，败都为贼’——利用一切，败坏一切，渗透一切”。社论还指出：“有很多达官贵人们”受了上述思想影响，“但我敢说这种思想将被消灭，人们的灵魂将被解放，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在开展进步宣传的同时，党组织还利用《洪民报》配合城区党的工作，声援了洪雅师范校的罢课、罢考斗争。1949年4月，共产党员吕永弟在洪雅师范校团结广大师生，开展罢课、罢考的斗争后，罗英等当即组织人力撰稿，除在《洪民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校长携款息影蓉城，师生断炊群情鼎沸》的文章外，还在以后每期的增刊上声援师生们的正义行为，揭露校长的贪污腐化，从而震动了洪雅县城，使学校的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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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雅新闻，故乡情，家乡事！不思量，自难忘，梦里不知身是客，魂牵梦萦故乡情。洪雅县，是陪我们行走一生的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