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嘉州·嘉定府(13)

嘉州的商业在宋代有较大的发展，这从镇数、商税务数的多少和商税额的高低可以看出来。据《元丰九域志》载，嘉州5县有镇17个。《宋会要·食货》卷16载，“嘉州旧在城及洪雅、惩非、青永、白州、笑江、南津、东津八务，岁十一万六千一百二十一贯。熙宁十年，在城：三万二千九百二十三贯八百一十二文；洪雅场：五千八百二十八贯九百四十九文；惩非场：一千一百三十三贯二百文。”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嘉州有商税务8处，商税额共计116，121贯。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嘉州有商税务3处，商税额共计39，884贯，在四川属于中等水平。反映出嘉州的商业繁荣程度在四川也是中等水平。商税中，商船过境税是一个重要的税种。苏轼有《郭纶》诗道：“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自注道：“纶本河西弓箭手，屡战有功，不赏。自黎州都监官满，贫不能归。今权嘉州监税。”说的就是任监税官的郭纶每天傍晚要到码头（当是东津、南津商务所）上去收商船的过境税。当时，税官好像并不是一个很显摆的职业，故苏轼才感叹郭纶这位“河西猛士”充任该职是未尽其才。

宋代，嘉州的交通十分发达。“岁贡纲运，使命商旅，昼夜相继。庐舍骈接，犬豕纵横。虎豹群盗，悉皆屏迹”（黄休复《茅亭客话》）。在交通线路上，岷江道、平羌江道、阳山江道、沐源川道更显重要。

岷江道水陆两路均十分繁荣，但水路滩多水险，提刑张方《夷佛滩记》载：大佛滩“滩险益狞，舟楫覆溺，岁或百人。目击诸部总所舟碎石壁之下，死者四十人。”为了水道的畅通，南宋时，张方“开新渠，以杀三江之怒涛，自是舟行无患”（《嘉定州志》）。整治了岷江、大渡河汇流处的大佛滩，新开了分洪水渠，航道得已畅通。

岷江水道在嘉州境内设多处水驿，可知的有平羌驿（关庙苏坪）、凌云驿（嘉州城）、三圣驿（金粟镇）、沉犀驿（犍为城）、下坝驿（孝姑镇）等。陆游到嘉州曾宿平羌驿，范成大出蜀也曾在下坝驿住宿（《吴船录》）。

四川通过岷江道每年上贡的麻布丝绸多至66万匹至100万匹。《宋史·食货·上三·布帛、和籴、漕运》载：“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至嘉州，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咸平中，定岁运六十六万匹，分为十纲。天禧末（公元1021年），水陆运上供金帛、缗钱二十三万一千余贯、两、端、匹，珠宝、香药二十七万五千余斤。”

平羌江道交通也十分繁忙。宋人杨翚《碧云亭记》载其在夹江青衣江畔的九盘山所见交通状况道：“府视舟航，顺流而下，若脱叶之浮水；车马往来，若蝼蚁之在途。”该道上洪雅县专设有买茶场，可知平羌江道上茶叶交易的兴旺。

阳山江道成为四川与南诏国（今云南）交往的重要通道。张余义军残部曾取该道逃往云南，朝廷召募人士追踪，《舆地纪胜》载：“辛怡显，龙游人。李顺之变，余党入云南。朝廷差召募可往云南者，怡显请行。后知兴化军。自作云南至道录行于世。”所著《云南至道录》成了四川、云南两省间交通指南。其后，峨眉进士杨佐也通过此道去南诏国做丝绸换马的生意。只不过由于南诏马“五十匹内，良细马不过三四匹，中等马不过二十匹，余皆下下，不可乘服。发以充数，则必倒毙”（《宋会要·兵》），为不堪作战的驽劣马。因此，与南诏的生意才没有做成、

沐源川道仍然十分重要，宋人张无尽《沐川寨记》云：“南蛮东北接境，常挟吐蕃为中国患。盖其路一出大渡河，一出沐源川，一出马湖江。而沐川之地常为啸集之地。”记中“一出沐源川”就是指的沐源川道。出于防“蛮”需要，宋朝不断沿沐源川道修城筑寨，重建沐川寨等旧寨，新筑笼蓬等寨堡，形成了五指山北麓的防卫寨堡群。沐源川道更多的体现为一条军事防御通道了。

宋代，在交通建设上，已有桥梁修建的记载。可知的类型有浮桥，如陆游《十月一日浮桥成，以故事宴官凌云》，明确提到浮桥的建设。诗中有句道：“西山下竹十万个，江面便可驰车辕。”应是以竹筒建成的可行驶车马的大型浮桥。宋末宋蒙（元）之战时，宋军也曾在岷江上建浮桥以联络嘉定城和三龟九顶城守军，大约也是竹制。张方《乌尤山》诗有“竹桥沙水乌尤渡”句，则可能是建于石堂溪上的竹制平桥。此外，宋代也建有石桥，如峨眉山清音阁的双飞龙桥，著名的古建专家祁英涛从桥头望柱莲花装饰等判断，就是建于南宋嘉定年间的石拱桥。保存至今，殊为不易。惜往来如云游客，识者不及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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