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爱的变奏

今年是中国新诗100年，在诗人们纷纷庆祝时，我却想起了我的爱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师范毕业分到一所乡村中学时，已经快三十岁了，婚姻问题已是当务之急。开始时我并没着急，教学之余就读读诗、写写诗。过一段时间后发现同学们纷纷都找对象了，有的甚至结了婚，这才在诗歌里抬起头来，开始在个人问题上上心。

但这里和眉山、丹棱接壤，属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找对象何其艰难。就说学校里的未婚男女比例，五男对四女，其中有三位女教师找了山外的主，就剩下一位可供选择，她是和我同校毕业一起分来的女生。我也喜欢那女孩，县城郊区长大，性格活泼单纯。可我决定追她时，发现不少校内外男士早就展开了爱情攻势。能否打赢这场爱情争夺战，心里实在没底。我趴在一叠凌乱的诗稿上苦思冥想，忽然就有了莫名的自信：自己什么优势都没有，但我有诗歌！

于是，我开始给那女孩写诗，一首又一首。写好后又工整誊写，趁她来我这里借书看时，夹在图书杂志里送给她。开始时她没有反应，还回来时诗稿依然如故，以为我是无意间把创作的诗稿夹在了书里面。后来收到得多了，见着我时眼神就变了，有了热度。我也从中得到鼓励，情诗写得更勤了。终于有一天，她说有东西送我。我接过来一看，是一盘录音磁带，里面是我送给她诗歌中的一首。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我所爱的女孩朗诵我的诗歌，心里怦怦直跳。听完之后我就知道，我在诸位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了，这是爱与诗的胜利。

已经成为我妻子的她，经常私下开玩笑说，是我用诗歌的甜言蜜语骗了她。我也回敬道：是诗歌骗得你心甘情愿。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庆幸我生长在那样一个全民热捧文学与艺术的年代。

几年后，我说我想要停薪留职，到成都的一家文学杂志社去做编辑。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妻子沉默片刻，善解人意地说：去吧，为了你的诗与远方！于是，我只身来到了省会成都，在一家青少年文学月刊，做了一年聘用编辑。其间接触了许多的诗歌和诗人，也在《星星》诗刊等杂志报刊，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但自己慢慢就冷静下来了，觉得此举有些自私。诗歌不能解决户口和编制，不能带给妻子和女儿以温暖。没有爱的地方，哪还有诗歌和远方？

一年聘用期满，我毅然回到了妻女身边，在县政府机关工作。那些日子我很困惑，心思徘徊在继续创作诗歌与专心从政之间，最后不得已选择了后者。可偶尔在领导讲话、调研报告中抬起头来，目光依然投向了一本本诗集和诗刊，于是在工作之余悄悄写诗，然后投到外地的报纸杂志。十多年间，我依然获得了四次市政府的文艺奖。

尽管我和妻子的婚姻生活主旋律是温暖甜润的，但总会有一些事情困扰着我们，经济的，家庭的，事业的，难免就会烦恼丛生。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着手调动妻子进城里的中学，可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她只得离开心爱的七尺讲台，去了另一事业单位上班，妻子为此耿耿于怀了许久，责怪我不肯为了她而低下诗人的头来。她有时说着说着就来了气，把我手里的诗稿诗集一把抓过去扔向窗外。我再也不敢在她面前提起诗歌，爱与诗竟然水火不相容。

一次我和妻子去逛新华书店。我见到文史书籍就手痒，七七八八选了一大堆。正朝收费处走时，忽然看见两本中意的诗集，便灵机一动，悄悄取下混在其他图书中。可妻子在结账时还是把诗集挑了出来，狠狠地说：我绝不为你的诗集买单。我看着弃掷一旁的两本诗集，一脸的苦笑。

诗人终究是诗人，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我四十五六岁的人就坐起了冷板凳，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可上班一杯清茶一张报，绝非我所愿；下班沿着河边转半天，亦非我所愿。于是我又打开那些一度被冷落的文学书籍读起来，又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悄悄写起诗歌、散文来，并在《星星》诗刊、《诗歌月刊》、《散文诗》等刊物发表了一些，也获得了一些奖。但收到的样刊样书，却不敢拿回家给妻子看，怕戳到她的伤心处。

眨眼就过知天命之年，我和妻子都成了实实在在的“50后”，灿烂的晚霞开始为我们而照耀。这天是我和妻结婚三十年，即所谓的珍珠婚纪念日。当我在摇曳的烛光中把玫瑰花送给她时，没想到她回送我的礼物，竟然是一本精装的北岛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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