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插队当知青的时候,常爱去公社中学玩耍,那里有两位民办教师与我颇为投缘。
一个秋日的下午,我又来到公社中学,恰巧这两位老师都有课,等到他们上完课后,已近黄昏,他俩都是单身汉,就热情地挽留我吃晚饭。还说,今天秋高气爽,月亮肯定也好,我们今晚就在学校篮球场上吃饭赏月吧,我便留了下来。我时常在他们那里蹭饭,因为他们是拿工资的。不过他们虽有工资,却很微薄,招待我吃饭大多也就是家常便饭。
然而,那天不知是怎么回事,菜肴异常丰盛,居然还有一瓶好酒。月亮果然也好,校园里好像也没有其他人。他俩将一张小方桌摆在了校园的篮球场上,就和我痛快淋漓地吃喝起来。我们海阔天空,划拳行令,不亦乐乎,直至更深夜半。两位老师又要留我住下,我还是坚持回去了。我插队的村庄距离公社中学不太远,不过五六里地吧。
次日,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于昨日永垂不朽了。当天晚上,老天似乎也为之动容,电闪雷鸣,大雨如注。我躺在床上听着雨声,正胡乱想象着老人家离去之后,中国大地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时,忽闻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急忙打开房门一看,门口站立着昨晚一起喝酒的两位民办教师,浑身泥水,神色紧张。见我劈头一句:昨晚我们一起喝酒的事,你没对别人说吧?我说没有啊。他俩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告诉我,学校已经接到通知,为了悼念毛主席,所有商店近期一律不准卖酒,更不许喝酒。还说这也是为了防备阶级敌人幸灾乐祸,并要求人人相互监督,随时举报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不以为然。说我们喝酒的时候也不知道毛主席逝世啊。他俩一听,忙正色道:这事可千万开不得玩笑。我俩的家庭出身都不好,都是好不容易才当上了民办教师的。不要为了这事,让人抓了辫子,丢了饭碗。全公社有多少人在盯着这民办教师的位子啊!又说,他俩已经定了“攻守同盟”,你可千万不要把我们出卖了。听他俩这样一说,我也觉得并非儿戏了,于是赌咒发誓地向他们保证不吐露一字真情,绝对不会当叛徒的。他俩这才连声道着“谢谢”,如释重负般地冒雨悄悄离去了。
然而,我对他俩所说不许卖酒的话,还是将信将疑的,就去公社供销社问了下,果然是任何酒都不让卖了。次日我因事去了趟县城,又四处试探了一下,大小商店也同样一律不卖酒了。问营业员何时可以卖酒?说是要等上级通知。
等我从县城回到村里,公社中学校长和一位公社干部已经恭候我多时了。那两位民办教师果真有先见之明,这二位正是来调查毛主席逝世当晚我们喝酒之事的。幸好我早有准备,不慌不忙,沉着冷静地说,那晚他俩只是留我吃了个便饭,滴酒未沾。他们不信,还说有人看见我们在一起喝酒。可是无论他们怎么说,我都是这句话。最后他们便让我就此事写个证明,还让我按了个手印,才算完事。记忆中,那是我第一次被按手印。
此后,也就平安无事了。
不过,在那些禁酒的日子里,耳闻目睹的一些传闻,还是让我不免后怕起来。村里有个离不开酒的酒鬼,连着几日不喝酒,实在熬不过去了,就躲在家里偷偷喝了点酒,被人报告上去。好在他是贫农出身,就将他家里所有的酒都统统没收了。而邻村的一个地主和县里的一个老“右派”,也是躲在家里偷偷喝酒的,被人发现后,却都被抓了起来。
毛主席逝世十多天后,我去县城办事,故意又去大大小小的商店转转问问,依然还是不能卖酒的。后来究竟是何时取消禁酒的,我就不知道了。有人回忆说,至少有半个月的时间,也有人说是一个满月。
不过,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之后,闹了十年的“文革”随之结束,于是很快便恢复了“高考”。我和那两位民办教师都先后考上了大学,他俩和我至今也都有着联系。相见之时,我们常会津津乐道起这件事来,他俩一直觉得我很够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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