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叶家湾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里明白地写着，安徽劳动大学在宣城县叶家湾。手里攥着户口迁移证明，证明姓胡的已经是叶家那个湾里的居民了。

当年白居易考中举人来到长安，他手里攥着自己的诗歌拜谒朝廷著作佐郞顾况，顾况用老书生的眼光看着嫩芽一样的小书生，竟然叫“白”居易，就意味深长地说：长安的米价正贵，居不易啊！1978年，我们直到10月份才入学，成为叶家湾的居民同样大不易哉！

我爷爷当年一担箩斗开始了他的创业人生，一辈子集攒了在镇街上两开门面、四进房屋的资产，还在乡下开有面作坊，辛苦置办几十亩的田产里，雇有长工和短工。土改那些年，我爸爸是乡长，爸爸利用职权，将他的爸爸的阶级成分定为“佃”中农，享受“下中农”的待遇。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佃，表示家里能“佃”，就是说请有雇工或者土地出租，和拥有一些自有资产的下中农稍有不同，下中农没有“佃”的能力。但无论如何，我爷爷他是地道农民，所以不管叶家湾是怎样的一个湾，对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孙子而言，那就是人间天堂。

来叶家湾之前的政治审查和交余粮，也费了一番周折。先是政审，我大伯是“历史反革命”，我爸爸是“叛徒”。家庭成分是佃中农也有疑义。那时“文革”已经过去，遗风犹存。大伯当年也是革命干部，他在和县工作的时候，或许是青春躁动，认识一位青春美女，谁知道那美女是“反革命团伙”头目，大伯被牵连进去，不仅失去了工作，还成了“历史反革命”。负责政审的人要求我写一个和大伯“断绝关系”的证明，加盖大队的公章，顺利通过了这一关。我爸爸当年是新四军战士，北撤的那晚，他回家跟家人告别，第二天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他也失去了党组织。解放后，在新四军战友的帮衬下当过乡长，后来改为“国家干部”——小学老师。“文革”期间，被“东风战斗队”作为“叛徒”关押近三年，尽管“解放”的时候已有结论：没有出卖过战友和党员。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放在两年前，甚或一年前，想要走到叶家湾是断然不可能的。

交余粮的周折，让我见证了权势者的威风。公社书记将腿架在桌子上，眼睛并不看我和我姐夫。我姐夫是乡卫生院的负责人，也算是有点社会地位吧。可书记并不瞭他：“交全年的粮食！不交就不转！”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办理户口迁移的同时，要迁移粮油关系。按理说，我9月份迁转，余粮只应该交下半年的余粮，可公社书记“金口玉言”，他说粮油关系不转还算是客气了，如果火了，能把你捆起来游乡。书记其实也知道时世已经变了，放在过去，上大学都是公社书记说了算，如今捏在手里能卡得住你的，也只有这卡不了多久的粮油关系了。

来到宣城汽车站，校车已经等在那里，迎接新入学的学生。我迟疑地上了车，心里打量着自己，似乎要抖落掉从田间带来的泥土味道。宽敞的大客车里，只有我和另外一名来自宣城本地的新生，攀谈之下就认识了他，他叫陶继开，宣城城关人，政治系七八级。陶后来是宣城地区公安局的官员，可惜他早早地离开我们，成为故人。想必他跟我一样，乘坐上学校的车，可能是我们的人生第一次享受用车接送的礼遇。

到了学校，有老生来接我们，记得是一位美丽的学姐接我，但是，后来没再见到她，可能是当年就毕业了。印象最深的是，发给我们22块钱的饭菜票。虽然比我代课工资28元少，但22元意味着从此享受“国家干部”待遇。紧接着学校为我们做了一次体检。虽然我们初选的时候就做过体检，可是，这一次的体检是我们享受公费医疗的开端，从此生老病死都由国家兜着。身上还是穿着土旧的中山装，中山服里装着的人却有了地下天上的变化。

走进叶家湾，成为公家的人，我们这一代是时势的弄潮儿，也是时代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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