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但问“西南” 通过民国旧报纸探寻西南联大的若干逸史

新年伊始，由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等主演的电影《无问西东》全国公映。影片以上个世纪20年代的清华大学及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为叙事时空起点，穿行至抗战爆发与1938年西南联大的创立，以及60年代的政治生活与青年情感。

电影的多线叙事中还包含了其他不同年代的年轻人所作出的命运抉择。而诸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徐志摩、冯友兰、梁思成、林徽因、邓稼先、华罗庚等大师都以路人群众的面目穿插在电影中，最终在片尾“彩蛋”般地揭晓出来，令观众颇有师道世道、殊途同归之感。

其实，就如同影片中每逢重大历史事件，总会以旧报纸浮出银幕的方式，来让观影者面对“真实”历史相似，我们不妨仍以查阅那个时代旧报纸的方式，来略微重温这一段颇为传奇却又十分真实的历史吧。   ▋据《北京青年报》

影片中的体育教师原型 是中国第一位体育教授马约翰

1938年12月18日，香港《立报》刊出一篇题为“西南联大概况”的报道，辗转向日军铁蹄下的中国学子们，传达了一个令国人鼓舞的讯息：“西南联大开学了！”据报道，西南联大在云南昆明于当年12月1日开学，12月8日正式上课，全校新旧同学及转学者，共计一千六百余人。

遥想当年，这一纸从香港发出的“西南联大开学了”的快讯，无论是被当年从战火肆虐的抗战前线逃难至香港者看到，还是辗转多途、流离失所至西南后方者看到，内心是何等震撼与快慰。一所集合当时中国高等教育顶级资源的超级大学，已然顶着日军海陆空三方密布如网的炮火，昂然矗立于中国大西南！

原来，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举国共赴国难之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率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开课。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联大会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4日，梅贻琦在昆明宣布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三所学校分别北上“复员”。联大师范学院则留在昆明，改成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留下的永久纪念。

影片《无问西东》多角度、多侧面、多视点地再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虽然没有明确、指名道姓地将香港《立报》上所刊发的教员名单一一列出，并安排具体角色分别演绎，但那些筹划有限预算、搭建简易校舍的场景，在漏雨的教室黑板上书写“静坐听雨”的教授，以及在红色泥埂掩体中依然讲授着哲学、文学、生物学的野外课堂等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立报》上所刊发的教员名单中，“教务处”一栏中出现过两次的人物，即军训队副队长马约翰与体育组主任马约翰，就正是那位在影片中带领联大学生雨中跑步与锻炼的老年体育教师的原型。马约翰（1882-1966），是中国第一位体育教授，也是西南联大中唯一体育教授（时年已56岁）。马约翰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自幼喜爱体育运动并终生从事体育教育事业，1914年即入职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体育导师兼体育部主任，1954年起任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如今，他的雕像屹立在清华校园中，和他同享殊荣的是梅贻琦、蒋南翔、朱自清、闻一多、梁思成等教育家、国学大师、科学巨擘。在十二个雕像中，他也是唯一因体育而被奉为“名家”的教授。

梅贻琦评价“三校有‘通家\’之传统”胡适自称“太老师”

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时光，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1946年11月1日，已各自复课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齐聚北平，举办了规模盛大、意义非凡的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庆典。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的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是以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开课时间为起点的，即从1937年11月1日算起，至1946年11月1日，恰为九周年。

虽然，实体意义上的西南联大——这所战时组建的庞大教育实体业已解散，但在抗战中缔造的联大精神，却让出席此次庆典的师生铭记难忘——梅贻琦、黄子坚、胡适等三校代表纷纷到会致辞，追忆过往，也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一笔珍贵的口述史史料。

然而，笔者经年查阅相关著述，对此次庆典虽略有记述，却始终未见有详细披露者。好在，1946年11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曾以较大篇幅报道过“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可谓为西南联大校史补上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句点”。

梅贻琦首先致词谓：今天是西南联合大学九周年纪念日，今天三个学校，已经离开昆明，回到北平。八年来，我们都在昆明。现在感觉到非常幸运，全部又回来了，尤其大家聚集在这里……我们这个会，不应仅在形式上，需特别着重过去联合的战果，三校分开了，三校合作的精神，应该继续。因为抗战以前，三校已经有相同的教育方法，或者是大同小异，人事上有“通家”的传统。胡适之先生是清华的校友，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是北大校友。南开秘书长黄子坚，也是清华校友，张伯苓在很早以前，曾任清华教务长，我自己在南开受过教。俗话说“亲戚远来香”，但三校越近越香……

其次，由南开秘书长黄子坚致词谓：二十九年，敌人轰炸三校，曾派他赴川贵各地巡视，觅一校址。他笑说四川的滑竿，主要是三种生物乘坐，新娘子、猪和大学教授。他的话不断地引起听者大笑，他最后说：过去虽可珍惜，但是要展望将来，把握现在，希望三校在友谊上作学业的竞争。

这时，轮到胡适校长说话了。胡适称：联大不仅是我国历史的一段，也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我对于长沙率领学生步行六十八天，历一千英里之旅的教授们，表示崇敬。对梅校长三校“本来是通家”一语，极为同意。我不但是清华的校友，清华校长罗家伦是我的学生，我应该是“太老师”。北大的理学院饶毓泰、数学系主任现任代理理学院院长江泽涵，都是南开校友。清华朱自清教授，是北大学生，因此“通家”的事实，不胜枚举。

冯友兰撰写碑文“八年之久 合作无间”

抗战爆发后，除西南联大，其他部分学校还组建了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等，但都未能成功维持下来。正如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说，“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值得一提的是，梅贻琦致辞中提到的“叙永分校”，设立于1940年。叙永是位于川、黔、滇交界上的一座小县城，今归属四川泸州市管辖。

此地是盐商贩运食盐至黔、滇必经之路；长江支流永宁河蜿蜒曲折穿过县境，把叙永县分成东西两城。两城之间有上、下两座桥相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1940年，日军借道安南（现越南）攻滇，昆明也危在旦夕，西南联大为此也做了必要时迁校的准备。于是同年设立叙永分校，让大一新生先在此上课，限12月20日报到。叙永分校的开学时间为1941年1月6日，到8月中旬就结束了第一学年的全部课程；同时，第一批学生回到昆明本校，也就宣告了叙永分校的结束。

抗战胜利，百废待兴。纪念日之后，庆典之后，乃是一段历史的结束，更是未来的开启。西南联大结束其八年历史使命，开办九年后仍然留驻于广大师生记忆中；而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北上复校工作，仍是千头万绪，还需更多商议。

1946年11月3日，北平《世界日报》又刊发报道，称三校在北大开联席会议，要联合汇编校志，商议复校校务等。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又邀请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南开大学秘书长黄子坚等出席，留下了一帧珍贵的西南联大原有三校及新生一校的“四校负责人”存照，这抑或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又一新篇吧。

抚今追昔，“世界教育史的一页”西南联大，如今已翻过了创立80周年的历史。虽然它在历史时空中，以教育实体实际存在的时间只有八年，可这八年却见证着中华民族从抗日救亡到重振图强的重大历史，其意义与价值之深远可贵，在此都毋庸赘言。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从个体生命到团体力量；从个性到共性的生命感悟，从个人到国家的真实诉求，皆在这八年时光及至延续至今的80年间，一脉贯通、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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