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仁：一介巴蜀书生的中国梦

迄今确认的宋育仁唯一一张照片（晚年主修家乡民国版《富顺县志》时所摄）

宋育仁维新名作《时务论》

位于成都三圣花乡幸福村的宋育仁雕像（2007年塑）

巴蜀第一报《渝报》（1897年出版）与成都第一报《蜀学报（1898年出版）皆由宋育仁创办

10月26日，华西都市报首家披露：被列入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计划”，由四川省图书馆研究员王嘉陵主持，历经两年抢救整理的大型省志丛书《重修四川通志稿》，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这部全套共62册的丛书，是民国时期四川唯一一部大型通省地方志稿。尘封80多年的该志手稿首次出版，填补了清嘉庆后至民国前期百年间四川无省志的空白，意义非凡。

鲜为人知的是，《重修四川通志稿》的主纂者宋育仁先生，他静静躺在成都三圣花乡幸福村已经84年，重修四川通志，不过是他传奇人生的最后作品。

天降斯材：从富顺到成都

宋育仁，字芸子，咸丰八年戊午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公元1858年12月27日），生于四川省富顺县倒石桥（后为仙市镇大岩村所辖）。

宋育仁早丧父母，家境没落，经发奋苦读，15岁为童生，18岁中秀才。

宋育仁自幼聪颖，勤读且善学，从小总结出一套学习的好方法。他把不够熟悉的辞章摘录于便条，贴满四壁，当坐读疲倦时就起身来回走动，边走边看。

当了秀才，就有资格进入府学或县学读书，准备参加作举人的考试。这个时候，宋育仁遇上了改变他一生的机会。

同治十二年（1873年），36岁的张之洞从翰林院被委任到四川作学政。第二年农历四月，退居乡里的洋务派官员、前工部侍郎薛焕为首倡议开设讲习新学的书院，张之洞采和总督吴棠会商之后，于光绪元年（1875年）春，在现在的成都文庙街西侧石犀寺旧址正式开办了尊经书院，极大地影响了近代四川的命运。

尊经书院学生从全省选送的3万多名生员中择优选拔，成绩优异的宋育仁成为首批一百多入选者之一。

尊经书院以重振蜀学为宗旨，造就了群体性的一批“蜀秀”英才，其中，富顺宋育仁、绵竹杨锐、井研廖平、名山吴之英同称“尊经四杰”，宋、杨二人尤为突出。

王闿运在尊经讲学，主张“通经致用”，宋育仁、廖平深受影响。1880年至1885年，廖平写出《今古学考》和《公羊春秋补证后序》；宋育仁写出《周礼十种》，明通“复古”，重在“变今”。后来，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鼓吹变法，其思想根基即源于此。

京师：翰林院放不下平静的书案

1886年，在尊经书院期间中了举人的宋育仁入京会试。这年春天，29岁的他顺利通过会试和殿试，成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的三甲第46名进士，因为在朝考中表现出色，被选入翰林院充作庶吉士。

志向高远的青年翰林宋育仁，既鄙视守旧派，也不轻信洋务派，性格直率、思想活跃的这位四川“短宋”（矮个子），在被守旧派控制的翰林院，难以施展更大的抱负。1887年，三十而立的宋育仁完成了《时务论》初稿，这部他一生中最有名的著作之一开篇即明言：“以余观圣人之论治……其始务在富强，其术具在六经，而周官尤备……诚求外国富强之故，乃隐合于圣人经术之用，则言救时之策者，孰有逾于复古乎？”这就是宋育仁开创的“复古即维新论”，此论一出，朝野注目。

宋育仁的变革思想，即早且新，又颇为系统，与“未闻治道”、“习于夷者”的官僚洋务派和“拘于墟者”、“为天下殃”的守旧顽固派大相径庭。其维新著作风行一时，他因此也被人们称为“新学巨子”。

以天下为己任的宋育仁，他的《时务论》变革主张，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脚印。

在郭沫若主编的1962版《中国史稿》里，对宋育仁改良主义的观点从三方面作了专门介绍：第一，不满于外国对中国的侵略。第二，要求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第三，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些今天看来十分寻常的见识，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

1889年春，宋育仁通过了三年一度的庶吉士毕业考试，正式留在翰林院任检讨一职。这年，光绪帝亲政、加冠、婚庆三大礼举行，激发了维新派的政治想像与热情。宋育仁献《三大礼赋》，文名大显。

1894：欧罗巴甲午传奇

宋育仁后来又写了专论外交的《时务论外篇》，“颇得要领”。经礼部尚书孙毓汶举荐，1894年初，37岁的他被派充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参赞官，实际上是整个使团的二把手。宋育仁从上海坐轮船出发，路过香港，越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经锡兰（现斯里兰卡）、埃及，穿苏伊士运河，跨地中海，到了法国马赛，在巴黎短暂逗留后，渡海抵达伦敦。

初出国门，乘风破浪，一路所见所闻都是那么的新鲜，宋育仁不禁诗性大发，且行且吟，写下了《浮海至巴黎纪程百韵》。

欧洲的一切相对于国内显得不可思议，作为一名胸怀抱负的知识分子，宋育仁不仅仅对整洁的城市面貌和先进的工业文明发出感叹，他急于探索让这一切实现并不断前进的法统政治，并尝试将其与中国的现实需求联系起来。在伦敦期间，宋育仁积极与各方人士交往，不管是政治家、学者，还是工商人士、报刊记者，都多方接触。他最感兴趣的是英国的议会、财政和教育制度，频繁出入于议院、学校，多次聆听国会的会议现场，对英国的政治构架和运作考察颇多，对社会风俗、宗教、法律等，也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

此前的驻英公使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都以日记形式记录了所见所闻，偏偏这一届公使龚照瑗没有留下片言只语，幸好有宋育仁的著述作了弥补。宋育仁的考察结果，主要体现在他归国后所著的《泰西各国采风记》一书里，内容分为政术、学校、礼俗、宗教、公法五类。睁眼看世界之后，宋育仁视野倍宽，他在写完《采风记》之后又大幅重订了《时务论》，从13个方面论证了西艺、西学及西政在中国古已有之，又从14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复古改制。

《采风记》出版后影响极大，蔡元培曾经在日记里称宋育仁此书“宗旨是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遂欲以古制补其未备，以附于一变主道之谊，真通人之论。”

宋育仁在欧洲感受西方文明的时候，一场战争正在逼近亚洲。

1894年中日甲午战起，十月平壤清军溃败，黄海海战失利。宋育仁忧心如焚，歌哭激昂。这期间，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留守伦敦代理公使一职。就此，一件难以想象、近乎传奇的惊人行动，在这位中国书生胆大心细的策划下，竟然发生了：宋育仁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拟购英国原卖与智利和阿根廷的兵舰5艘、鱼雷快艇10艘，招募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自菲律宾北上突袭日本，企图以此扭转乾坤。

谋定即动，宋育仁一面报请朝廷批准，一面征求几位不甘屈辱的封疆大臣如两江、两湖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的支持，同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借船款200万英镑、战款100万英镑，买舰募兵，由原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少将为统领，其各级战斗人员，亦经募集妥善。真把这乍看不可能的奇谋，搞到“炮械齐备，整装待发”了。

慈禧和李鸿章等当权派一味求和，很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败局已定，宋育仁望洋而叹。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国人群情激愤。八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奔走推动下，组成中国第一个维新改良政治团体“强学会”，会员推举数人负责日常事务，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宋育仁为都讲，主讲“中国自强之学”。

强学会遭顽固派弹劾被迫解散后，宋育仁又单独上书恭亲王奕忻，率先提出改革财政、废科举、改学校等变法措施，又遭到阻挠不被采用。宋育仁怀才不遇。

成渝双城记：激情燃烧的岁月

1896年春，宋育仁的《呈清理财政折》提出理财四事：开矿、铸币、设行、行票，开始系统阐述其经济主张。祭酒张伯熙以宋育仁熟悉外洋工商之学，举荐他回四川办理商务、矿务，清廷允准，恭亲王并谕令四川总督鹿传霖“将矿务商务与之逐一讲求”。

1896年三月，宋育仁奉旨回川办理矿务、商务，是四川维新由思潮走向实践、突飞猛进的一个显著标志。宋育仁回川后，凭借他的学识和影响，广泛联络志士，在成都、重庆两地演出了精彩的“双城记”，极大地促进了四川维新运动的开展。

宋育仁在重庆设商务局，大力创兴实业，先后推动开办了洋车、洋烛、玻璃、烟卷、药材、白蜡、竹棕、青麻、煤油、煤矿、锑砂等33家公司。宋提出兴办公司的目的是“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各类公司所办企业的原则是：“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这些主张和政策，大大促进了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一时间，重庆、成都、泸州、嘉定等地，民族资本实业如雨后春笋。

宋育仁在兴办实业的同时，又着手创办宣传变法维新的报刊。1897年10月，他联络杨道南、潘清荫、梅际郇等，在重庆白象街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报刊《渝报》（旬刊），由此成为巴蜀报业第一人。1898年，宋育仁到成都兼任尊经书院院长，又同杨道南、吴之英、廖平等人，创办了成都第一家报刊《蜀学报》，并附刊《蜀学丛书》。

宋育仁还抓住了建立组织、广罗人才的关键之举。他联合潘祖荫、邓镕、吴之英等，于1898年5月在成都发起成立“蜀学会”，团结了一批维新志士和爱国官绅,与杨锐、刘光第等在北京建立的“蜀学会”相呼应。时值戊戌变法进入高潮，一时间，由他任院长的四川最高学府尊经书院成了宣传维新思想、鼓吹维新变法、培育维新人才的大本营。

宋育仁不仅在尊经书院大讲新学，增设新课，而且推动各地兴办了多种新式学堂。1897年成都办起“中西学堂”，以培植“讲求实学，博通时务”的人才为宗旨。1898年，重庆也设立“中西学堂”。不少州县也接蹱而至，“立新学”、“开风气”，“蜀学朋兴”，千万巴蜀学子大受其益。

奔走：西山热泪江南冷梦

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六君子”被杀害，宋育仁也遭罢黜返回北京。

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圆明园毁于一旦，国人震惊。国破“家”亡的宋翰林逃往西山避难，满腔的激愤、悲凉、无助乃至失望、灰心，集中反映在他的数十首影响了之后一代清词的《西山词》里。

1906年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震动很大。端方归来在给宋育仁的信中肯定地表示：“立宪政体几遍全球，大势所趋，非此不能立国。”当年9月1日，清廷下诏“预备仿行宪政”。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

宪政风潮大起，曾被打压的维新派大多举起立宪派的旗帜成功翻身，宋育仁身兼变法元老、学术大家、经世能员的身份，又有出洋背景，炙手可热。他先是从上海投奔了老同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在天津的北洋造币厂任总参议。回到北京后，恰逢朝廷改革官制，许多新部门成立，都缺少拿得出手的新式官员。宋育仁这种新政行家顿时成了抢手货，他分别在学部、礼部、民政部、邮传部、度支部挂职——所谓“带职五部”，还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任了两门课。

辛亥起义，清廷覆灭，革命成功。宋育仁1912年带着全家搬去江苏，他选择的地方，是后来颇有名气的茅麓。茅山以道教圣地扬名，宋育仁性格里也凭添了几分清虚冲淡之气。

民国初年乱兵流窜，烽烟四起，茅麓也被战火牵连，成了废墟一片。无奈的宋育仁重回北京，作了国史馆纂修，代老师、馆长王闿运主持馆务。

1914年，袁世凯唆使其党羽组织“筹安会”，鼓吹复辟帝制。宋育仁站在清朝遗老的立场上反袁称帝，被拘于京师步兵营数月。直到袁世凯复辟失败他才返回成都，寓居少城锦江街。

“东山种树”，穷亦未独善其身

1916年，执掌四川国学院的廖平邀宋主讲。后来宋育仁继任国学院院长兼四川通志局总篡，在国学院主讲经学，创办“专为发皇内圣外王之道，以见国学之博大精深”文章的《国学月刊》，共出版23期。

十余年间，饱经沧桑的宋育仁，在成都东郊东山由故旧赠与的丘陵坡地（如今的三圣花乡幸福梅林）上，建起“东山草堂”与果园、莲池，成为这片土地九十年前最早的综合开发者。宋育仁借诗自嘲“凭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山种树书”，其实，一生倔强、不甘寂寞的他从未退隐，半年居乡，半年居城，于无声处进行着文化薪火的执著传递。

远离了喧嚣中心的宋育仁并不孤单，他的周围有好些同伴，大都是在前清取得过功名、又以学识渊博闻名的川内耆旧，包括尹昌龄、徐炯、廖平、曾鉴、骆成骧、刘咸荥、赵熙、陈钟信、林思进、方旭、颜楷等成都的“五老七贤”。就是这些被当时“愤青”讥讽为“五个老不死”“七个讨人嫌”的“过气”的“老家伙”，在息战、慈善、教育等公益事业上倾力而为，尤其为四川的文脉延续，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宋育仁以最后的心血和精力，主修完成了清嘉庆以后的唯一一部《四川通志》手稿以及出版了家乡的《富顺县志》。自修省志开始，宋育仁“既疲神于铅椠，复纷志于筹署”，在精神与金钱（筹款）的双重压力下，终于心力交瘁，于1931年12月5日遽然病逝，享年74岁，葬于东山。

宋育仁晚年，门生汇集其著述所编的《问琴阁丛书五种》石印传世，约占其生平著作的十分之一。

伍松乔文/图

《重修四川通志稿》手稿首次出版

10月26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在成都举办一场图书发布会——由四川省图书馆研究员、文史专家王嘉陵主持整理的大型省志丛书《重修四川通志稿》，全套共62册，已经全部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据王嘉陵在发布会上介绍，他所主持整理的《重修四川通志稿》，是民国时期由宋育仁主持纂修的四川省地方志稿,也是民国时期四川唯一一部大型通省地方志稿。之前，自清嘉庆至民初100多年未修省志，之后，迄今又近100年所修的志稿未曾结稿付梓。此志重修的意义在于，“填补清嘉庆之后至民国前期100年间，四川无省志的空白。”

王嘉陵说，“宋育仁主持编纂的《重修四川通志稿》手稿，是一部重要而特别的志稿，原稿应为300多册，因部分篇章和“艺文志”缺佚，现存四川省图书馆242册，加上四川大学图书馆所存1册零本，计243册。由于该志稿卷帙浩繁，存放年代久远，多散乱无序。再加上其他因素，该志成稿80余载，辗转递藏，多次搬迁移交，已有部分亡佚，大部散乱无章，封存于书库，渐成残稿。众多学人关注此稿，却无缘一阅。很多学者也曾翘首以待，希望尽早对之进行抢救性整理出版，以满足研究的需要。”

2013年，国家图书馆推出“民国文献保护计划”，该志稿获得课题申报和专项经费，使这项整理工作得以开展。王嘉陵主持并组织省图多位专业人士参与，集中精力花费2年时间，终于将之抢救整理出来，并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首次出版，使之免于濒危失传的命运。

内容上，《重修四川通志稿》分为建置、舆地、官政、食货、礼俗、学校、艺文、人物等八门。成稿“兹八门凡四十七目，附录凡若干篇，都一百六十七卷。”除了传统修志内容如舆地、田亩赋税、钱币、物价、驻军、战争、科举制中的考试选举、书院、孝廉节烈官宦隐逸人物等的递加外，新生事物如各级学校、学会、商会、洋教、官制、机构、市场、税收等都有列入。此外，增加一个分志“民职志”,兹本可进入官政志，但实际列于“人物志”之后，专为一个与“人物志”等并列的分志，亦可视为第九门。

据王嘉陵研究，四川古代史籍，一枝独秀。钩沉佚著，有扬雄《蜀纪》、李膺《益州记》、谯周《三巴记》，传世则有两晋陈寿《三国志》、常璩《华阳国志》，而尤以常璩《华阳国志》最为著名。

二十世纪初期，辛亥年（1911）清廷逊政,中华民国开启共和。民国三年（1914），教育部咨令各地编纂乡土志，以作教科书，并供清史馆徵用。民国四年,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胡景伊及四川巡按使刘莹泽呈请重修四川省通志，获大总统批转内政部与财政部。民国五年，教育部合同内务部谘文各地编纂地方志，给予推动。民国九年(1920),四川省长杨沧白、督军熊克武经会商拟成立重修四川通志局，立案分县派款，聘宋育仁、骆成骧、林山腴等乡贤商榷修志相关事宜。然而，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重修四川通志局才于杨森督理四川任上设立，宋育仁任总裁。

由于宋育仁在政、学界的影响力，自民初启动重修四川通志，即成为主持修志最佳人选。民国十七年（1928），行政院令各省县一律修志，四川省已筹备重修省志在前数年，而宋育仁则已主持编纂《重修四川通志》达四年之久，有了过半的成绩。

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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