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西迁中的29次会议（下）

主持武大西迁乐山校长王星拱塑像。

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时期文庙大成殿图书馆。

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时期的单身教师宿舍。

□龚静染文/图

西迁过程中，从武汉到乐山主要靠水运，而运输的船只大都是原始的木船，运输能力低下，一遇水情复杂地段常常出事。武汉大学西迁的航运中，除书籍以外出现险情的记载还有不少，如1939年5月10日，由华懋股份有限公司承运武汉大学的货品过程中，就又出现了“木船失吉”：“由渝承运贵校电料等五十件，于本月六日交张四海木船运嘉，殊该舟行至脚溪下首斑竹林地方，因故打张折回，将船擦漏。除已派人清理外，损失如何俟接报后再达，特此通知。”（华懋公司给武汉大学的函，原件存武汉大学档案馆。）

壹 全部书籍 存放在文庙中

水路不便，有没有其他路线可选择呢？到抗战最为艰巨的时候，水路被截断，运输货物只能走缅甸、越南等地周转经云南到四川，然后进入泸州或宜宾，走水路再转到乐山。1942年4月20日，武汉大学有一批从国外购进的图书仪器要运到乐山，想通过运输统制局寻求运输方便，但该局仍然建议货物只运到泸州，再转水运，而这也说明了当时的运输相当困难，线路选择的余地不大，水路仍为上佳之选。1942年5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给武汉大学的回函中就说道：“贵校在昆图书仪器等请利用火车运至曲靖，再由本局川滇东路运输局雇汽车接运至泸县，仍请设法转水运以达嘉定较为便捷。”

由此也可看出当时武汉大学西迁之难，但无书不成大学，书籍的安全转运是必须之任务，再大的困难都要克服。后来，当那些书籍在经过千辛万苦运抵乐山后，它们成为了这个小城的无价之宝，当地的社团单位常常以到武大的图书馆借阅为幸。1940年1月4日，中国航空公司嘉定事务所给武汉大学去函，请求能够借阅该校的图书：“敝公司为增进职员学识起见，特为鼓励读书运动，惟嘉定素无完备之图书馆，兹闻贵校图书馆藏书丰富，为特函请能否通融借阅。”

武汉大学西迁的全部书籍存放在了文庙中，他们将大成殿改作图书馆。大成殿原本是这座庙宇中最核心、也是最庄严的建筑，由此也可以看出书籍在武大人心中的分量。当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在参观了这个“战时图书馆”后大为吃惊，他没有想到在办公条件极其逼仄的情况下，它享有了“极宽敞”的待遇，暗暗羡慕不已，而它也成为了莘莘学子向往的精神宫殿。贰 历时近半年 才完成迁徙工作

1938年9月15日，杨端六、邵逸周、曾昭安、郭霖、方壮猷、刘迺诚六人在乐山鼓楼街召开了第二十九次会议，这也是“迁校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此后迁校工作到此结束，“即行结束后，将议事录、支票、图章与收支报告校长”。

这次会议的记录者是杨端六，他在议事录的最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将两本详细记载着西迁过程中的每一次会议的册子合上，交给相关人员保存。

“迁校委员会”历时近半年时间，在迁徙工作完成后，使命即自行宣告结束，而他们的工作是在很多历史记载中常常忽略的部分，他们的身影被整个宏大的抗战流亡历史淹没了。“迁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虽然是事务性的，但西迁离不开它的贡献，在武汉大学当年给教育部的一段函文中，大致还能看到他们的工作成效：

“钧部汉教字第六三四号指令，核准将一二三各年级学生迁往四川嘉定，四年级仍留武昌原校上课后，即经校务会议推定教职员，成立迁校委员会与运输委员会，分别进行。推任迁校委员会委员之教职员，于三月初间，自武汉启程，四月二日抵达嘉定，经与地方政府及士绅详细商洽，选定文庙、三育学校、李家祠、龙神祠、县财务委员会、观斗山、露济寺、三清宫及火神庙等处为校舍，或租或借，订立合同，于四月八日鸠工庇材，开始修葺，并就地购置器具，以资应用。因当地官绅之热心赞助，迁校委员之苦力经营，得以最短之时间，勉告就绪。叁 杨端六 迁校最大的功臣

在六人小组中，杨端六是组长，他是武汉大学西迁中最早到乐山的人。他的夫人是“珞珈三女杰”之一的袁昌英教授，当时两人没有带儿女就先期到了乐山，并迅速投身到了教学工作中。两人最早是租住在鼓楼街的一个院子里，1939年8月19日乐山遭到空袭，房屋被炸成灰烬，杨端六只好移居乡下，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1941年，女儿杨静远来到乐山就读武汉大学，一家才团圆，而杨家又为武汉大学添加了一员，他们的生活与西迁的武大连接在了一起，一家人的命运沉浮为武大所系。1941年8月的一天，乐山在暴雨之后洪水大涨，杨静远在日记中写道：“人生在这时代，真正是要备受折磨。天下雨怕水，天晴了又怕空袭。哼！挣扎下去，就会出来的！不用灰心。”（《让庐日记》）

杨端六是经济学家，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在学校里他被称为“菩萨教授”，其性情与为人有口皆碑。1945年8月9日，杨端六正式代理武汉大学教务长，自然又成为了武汉大学东还的主要组织者。因为仅隔一天，即1945年8月10日，日本就宣布投降，突然降临的胜利让东归的愿望成为现实。就在这一天，杨静远在兴奋中冲向乐山的大街上，与武大师生一起欢庆胜利。这天她在日记中写道：“那一处接一处的爆竹声，夹着细微的孩子的叫喊声，使人不由得心里一阵酸，我可怜的中国人！爆竹粗壮地无惮地笑着，我肆意地哭着……”

1945年9月1日，武大成立复校委员会，杨端六担任主任委员，他又成为了迁校东还的主要负责人，四处奔波的日子再度来临。而这一次比西迁时的工作更多，更细，且跨越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所以当年的武大学子万典武先生认为杨端六是最大的迁校功臣。他是这样评价的：“杨先生是武大这所著名大学西迁东归，八年抗战期间坚持办学，回到武昌又发展壮大的无名英雄，应当永载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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